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第一时间，党和政府就为梨园人士专门举办了三期戏曲讲习班。这对于梨园行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事，家父（尚小云）听闻，第一时间就积极报名参加了。负责讲习班授课的大都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干部，他们不仅宣传党的执政思想和文艺政策，还真诚地和戏曲人交朋友。讲习班里，不仅有京剧，其他各剧种的名家也汇聚一堂，大家互相交流、学习，加深了感情，也大大提升了对新中国文艺政策的理解。这对于经历过旧社会困苦的父亲来说，像是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世界，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演过的戏都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除了父亲，大哥（尚长春）、二哥（尚长麟）也参加了这个讲习班，连着两期，整整4个月的时间。每次学习完回家，父亲和两位哥哥都会第一时间与家人、同行们分享。对新政府的政策虽有些懵懂，但看到身边发生的许多积极变化，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有德行、深得民心、真正为百姓谋福利的，因此，大家对于新政府的戏曲政策也是积极拥护的。

受讲习班的影响，父亲那段时间看了许多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演出和进步戏，并于1949年11月成立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尚小云剧团，紧随其后，排演的第一出大戏《墨黛》也很快出炉。可以说，父亲的这两个举动是超前的，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艺术主张和对新文艺政策的支持，这让当时的戏曲界甚至文艺界都为之震撼。

父亲对戏改工作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不是迎合形势的跟风，而是发自肺腑真情实感的流露，也是他多年以来舞台艺术实践积累而成的切实感受。那个年代，大家都经历着社会的巨变、行业的变动，从“唱戏的”成为文艺工作者、人民艺术家、国家的主人，这不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是政治地位、心理认同的改变，也是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与亲切感。

上世纪50年代，文艺发展蒸蒸日上，流派纷呈，大师云集，童年的我有幸看过许多好戏，也见过许多大家的风采。正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积淀、传统与创新的重要，这些理念就像一颗颗种子深埋在了心中，也成为了我毕生的创作追求。

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全国各个行业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可在戏曲界，尤其在创演新剧目上，似乎滞后了一点。幸运的是，1987年，我遇到了《曹操与杨修》。剧本好，人物鲜活，我就十分想把这出戏搬上舞台。但要排好这出戏，实属不易。经多方面考虑，我最终选择去上海寻求合作。

当时我在上海无亲无友，上海最富创新、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激励了我，也吸引着我。于是，我给上海京剧院的王梦云老师和上海艺术研究所的王家熙老师写了信。他们很快回了我一封电报，表示欢迎。当即我就夹着剧本，听着贝多芬的《命运》出发了。恍惚间我甚至在想，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命运抗争”，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命运抗争”？就这样，我坐着绿皮火车，悄悄来到了上海，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大门。我是个幸运者，赶上了好时代、好政策、好团队，也赶上了最好的观众。那次上海之行无比顺利，大家一拍即合、相见恨晚，这才有了《曹操与杨修》的创排以及与上海之后的缘分。

1999年、2002年，《贞观盛事》与《廉吏于成龙》也陆续推出。近年来，这“三部曲”也相继有年轻人接棒传承。从2008年到2018年的10年中，我又参与了4部京剧电影的拍摄，分别是：郑大圣导演的《廉吏于成龙》，以及滕俊杰导演的《霸王别姬》《曹操与杨修》和《贞观盛事》，后三部是3D全景声制作。

还记得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正值40℃的高温，剧组每天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鏖战”，过程真的很辛苦，但整个团队都精神饱满，尽心投入。影片拍出来一看，真好！

2014年，《霸王别姬》应邀在美国好莱坞杜比剧院隆重首映。剧院门口的大街上到处都是虞姬和霸王的海报，红毯的两边尽是当地媒体的“长枪短炮”。后来，影片获得了世界3D电影最高奖———金·卢米埃尔奖的青睐，评委从几百部参评影片中遴选出了29部作品，其中就有《霸王别姬》。通过这段经历，我愈发真切地感到，越是民族的、越是戏曲艺术的精品，就越能得到国际的认可。我也愈发肯定，将传统戏曲艺术搬上大银幕，不仅可行，还非常重要！

我是个超龄服役的戏曲老兵，是位“准80后”了。转眼间，新中国也将迎来她70岁生日。整整70年，我们感受着这片伟大土地的沧桑巨变，也经历着这方舞台几十年浮沉变化与发展。我要感恩这个时代！纵使有过挫折、疑惑、起伏、困难，但政策、平台和机遇始终呵护着每一位敢想敢干的文艺工作者！如今的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繁荣，硬件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们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来说都是激励、都是鼓舞。当此，我们更应呼唤一种精神——务实的、创新的、时代的精神。唯有厚积薄发、敢于追求、敢想敢拼，做前辈想做却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方能为国家、为民族、为时代担起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与重托！

（作者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