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吉

“明星历史学家”英国人尼尔·弗格森在埋首为美国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撰写传记期间，深受这位能娴熟运用人际网络为自己构建权力、声望与影响力的人的启发，决定尝试一种新的书写方法来呈现历史。主题是关于国家、战争、和平、经济等宏大命题的历史，而切入点是社会网络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于是便有了这本《广场与高塔》。

《广场与高塔》 [美]尼尔·弗格森 著 周逵 颜冰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这是一个经常被同行研究者所疏忽的角度——他们更倚重来自官方、正史、学院体系的材料，对一些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作出诠释。但弗格森提醒我们，要小心现有档案形成的“陷阱”，“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

现年56岁的弗格森，精力充沛，这从他近些年奋笔疾书、著述颇丰的表现中可见一斑，此外，他还经常跨界，担当历史纪录片的主持人、电视节目评论员和报刊的专栏作者。这就让他的作品通俗易读、信息量与话题性十足，充满散落在字里行间的机警。

就像“广场”与“高塔”，这是具象的事物，但弗格森用它们分别比喻“社会网络”与“阶层等级”。据说这是弗格森在游览始建于中古或近世的欧洲城镇时得来的灵感，比如书中提及位于意大利锡耶纳的广场，代表世俗力量的塔楼矗立在进行市集交易的广场旁，以阴影笼罩着整个广场。这种借用的笔法，似曾相识。往远讲，它令人想起边沁的“圆形监狱”，这个被创设的概念用来描述十分隐蔽且无所不在的监控；往近说，它与埃里克·雷蒙的《大教堂与集市》、尤查·本科勒的《企鹅与怪兽》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两本书的作者都用了一对比喻，揭示封闭与开放、垂直与扁平、集中与对等、竞争与合作两种截然对立的生产关系或组织模式。

当然，弗格森讨论的议题与他们的完全不同，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弗格森笔下的“网络”有互联网，但更多是指人际网络。第二，从根本上讲，弗格森还是在写历史演进、权力更迭的发生逻辑及其内在机理，只不过他用关系网络的标尺去丈量，旨在说明一个散落在官方话语体系外的网络对成事的重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有些结论跟里德·霍夫曼提倡重视人脉资源、利用关系网的见解如出一辙。霍夫曼是全球最大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 In）的创始人与执行总裁，被称为“硅谷人脉王”，他在《至关重要的关系》《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等著作中就阐明过这些道理。

借助网络这个平淡无奇的概念，弗格森试图重新梳理与解说历史，同时，他表示想在主流史学和阴谋论中寻求一种平衡——前者对网络的作用轻描淡写，后者对网络的支配力夸大其词。而他，则是在新的叙事方式下，要证明一些人际网络结构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统治阶层构成的冲击与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的发展也会演变成呈金字塔状的秩序结构。这意味着，很多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有可能被解析出另一番的意义和文本价值，同时，“广场”与“高塔”并不必然排斥、紧张对立，而有可能是相互融合的。

弗格森的写作极具风格，譬如在选题上宏大深刻、在线索上贯穿古今、在举例上旁征博引、在论证上点到即止。为了说明网络的存在感与推动力，弗格森领着读者向前回溯到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乃至更早时期，向后评述罗斯柴尔德家族、基辛格的发迹史一直到亚马逊、谷歌、脸书、推特的互联网时代和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英国公投脱欧。就题材而言，它已经完全不像是一个叙说陈年往事的历史读本，而接近于涉猎广泛、无所不包的文明史杂谈或社会学百科。

然而，这也或许是本书会为人诟病的地方。当一再地将落脚点归于网络的作用力，而缺乏细致、严谨的论证和必要的文献佐证，难免会让人感到弗格森有“先入为主”的嫌疑。他的有些论断是正确的，即便省略说理的过程。他说：“网络其实从来存在，只是不为主流历史所认知。”这一点毫无疑问，自人类从群居、部落发展到今天的社会形态，人际网络无所不在。

对于这个近乎常识性的结论，弗格森其实无须赘言。这个道理尽人皆知。巴菲特的父亲要不是股票交易员，并且自己开了公司，对子女言传身教，巴菲特的人际网络可能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比尔·盖茨母亲的好朋友是时任IBM的董事，这个关系帮助了当时正在起步的微软和作为创业新人的盖茨拿到了首个订单……如果弗格森有兴趣写，从华尔街到旧金山，从金融圈到科技界，乃至其他政商文化领域，网络向来是存在的，且持续发挥着效应。

所以过于强调社会网络的地位，自然会以偏概全。人们并不会否认像使徒社、骷髅会以及像南希·吉伯斯写的《隐秘权力》一书中由胡佛和杜鲁门两位总统创办的“总统俱乐部”，这些或显露或隐藏的组织系统，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历史进程的能力，但讲是它们主导和颠覆了固有的层级结构，即“高塔”模式，显然有点言过其实。

书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弗格森提出，有两个历史时期“社会网络的地位比以往都要重要”，第一个是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传遍欧洲，打破了知识垄断，平民革命、思想变革逐渐被引爆；第二个是当今的时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阿帕网的发明到硅谷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弗格森认为，它们均是网络影响力不断攀升的绝佳例证。然而，在汤姆·斯丹迪奇看来，从论据到论点显然站不住脚。他在《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一书中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宗教改革、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这些古代、近代的“信息网络”早就存在了。只不过，它在今天有个更时髦的名词，脱胎于社交网络的“社交媒体”罢了。

不可否认，弗格森以新颖独特的角度、引人入胜的讲述，挑战了传统惯性思维下的历史观。要说阅读《广场与高塔》的最大价值，或许以下两点可供参考：弗格森为我们提供了一对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物，即分别象征民主与权力的广场和塔楼；同时，他又告诉我们，广场因为有台阶、错落有致因而形成等级，而世上也需要高塔存在，以登高望远、树立必要的核心与威严。（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