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统一规划未来1至2年，甚至2-3年整体经济的政策走势。”谈及对未来经济政策的看法，全国政协常委，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这样表示。

李稻葵提出，上述观点基于两个基本判断：一是对于未来疫情走势的判断。就疫情来说，如果武汉是第1轮，欧美是第2轮，那么，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有可能是第3轮；二是未来1至2年国际形势，会怎么演变。这次疫情加快了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演进步伐，未来10至20年的经济、政治、外交等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会在未来1至2年集中体现。

“总体上讲，对我们的压力可能是全方位的。”李稻葵告诉记者，具体来说，从美国的国内治理能力来看，疫情暴露了短板，面对国内政治斗争复杂性，其会选择以攻为守的态势。欧洲也如是，都会面临全球化大规模的退出局面，对我们冲击也非常大。同时我们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大型工业产品的产量都逐步走向饱和，如煤炭、钢铁。同时，我们还处在城镇化的中期、产业升级的关键期敏感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李稻葵认为，未来两三年可能会出现一些现象：如科技方面，美国针对我国企业进行长臂管辖；原油供给、粮食运输、运输线等方面，有可能会遭遇局部挑衅；金融方面，一些国家可能会冻结我们某些企业某些机构的资产。

“面对上述的判断，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为此，李稻葵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一是将今后半年的工作，要放到未来2至3年的大局里面去考虑。二是传统的政策工具方面要留有余地，短期增长的目标不一定非要提得很高。三是做好保安全、稳民生、利长远的工作。保各种领域安全，如粮食安全、原油安全、科技企业安全、金融安全等等，要仔细梳理；稳民生，保障就业、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利长远，提出中等收入人群倍增计划，未来15年从4亿人提高到8亿人。如果中等收入人群能达到8亿人，我们的经济自我循环能力就很强。

“最后，我们要抓住产业升级的关键期，保住原来的发展势头，再过5至10年，我相信，我们的产业能力能够站到世界前列，我们整个经济生产能力将得到大幅度提升，未来中国经济前景会更加光明。”李稻葵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