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老龄社会,农村老人如何不掉队?11月1日,2020(第四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在河北石家庄召开。论坛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聚力中国农村养老”为主题,来自政府、学界与公益界的人士围绕农村老人养老、贫困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和跨界交流。

“农村养老服务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

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农村养老服务潜力十分巨大,但农村养老资金问题尚待解决。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农村老龄化有老龄化程度深、空巢独居现象严重、高龄失能、失智占比高等三个特征。同时,家庭照料能力弱化,支付能力不足,养老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平衡是当前农村养老服务面临的三大挑战。

应对这些挑战,资金保障是关键。王杰秀认为,应该建立多元混合的养老服务资金保障体系。由家庭、政府、社会多元责任共担,保险救助福利多种方式混合,同时发挥政府补贴引导作用。也就是“基金出一点,政府贴一点,还有村集体出一点,社会捐一点,有支付能力的老人再拿一点。”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于建伟也提到,农村养老服务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他注意到,有的地方会从福利彩票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农村养老事业,但更多的地方对农村养老没有专门的预算。

“把农村养老搞起来,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于建伟认为,各级政府首先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把农村养老资金列入预算。“仅仅靠社会组织去做,哪怕有成百上千家,也是杯水车薪。”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胡湛则谈到了更深层次的重要问题——城乡的养老保障怎么均等化?他说,我国1992年施行“老农保”,2009年施行“新农保”,2014年“新农保”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另外并行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胡湛设想,可以考虑打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金部分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金部分,在此基础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形成国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样农民养老就有更多的支付能力。他还提到,“很多人谈论农民退休的问题,理论上讲中国农民没有退休的概念。但在某一种情景下,是不是可以让农民退让一部分土地经营权或者出租权来换取合适的养老补偿和补贴,同时也可加快土地流转。这都是可以在未来探讨的问题。”

农村养老,谁来做?怎么做?

论坛上,荷花公益基金会发布了《“妇老乡亲”农村养老模式实践报告》。从2016年开始,荷花基金会陆续支持了20家项目团队,在太行山区27个试点村庄开展“妇老乡亲”项目,截至2020年9月已经孵化了51个农村自治组织,其中,老年协会已经覆盖了所有试点村庄,有24个试点村庄还建立了农村妇女组织。

报告发现,项目点的服务对象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改善,老年人群的主人翁意识增强,极大地填补了农村老年人群(尤其空巢老人)的精神与文化空缺。同时,老年人群对生活、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得到了提升,基本摆脱了原有封闭的生活方式,逐步融入村庄环境与公共圈子。

结合荷花基金会的探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总结了三个值得关注的框架: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老年人不是包袱,老年人中有很多资源,要开发。”他举例,荷花基金会支持各个村庄建设的老年协会,就是给“老年精英”创造发挥的空间。同时,荷花基金会也在依托各地专业化的社工机构推动农村养老服务。“这个经验,值得多方面思考。”

论坛上,大家都谈到,农村养老工作难以持续,主要是留不住人才。但即便如此,留在农村从事养老的工作也有不少人。荷花基金的项目点有很多社工,就在一线服务了很长时间。但如何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做好养老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在农村,互助养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要把村民们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这方面,荷花基金会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荷花基金会出资,用专业社工指导农村建立妇女组织、老年协会,靠妇女组织、老年协会这些农村的内生力量来为高龄、残疾、困难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正如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荷花基金会理事吕红平所说,“为什么荷花基金会的这个项目叫‘妇老乡亲’养老模式,就是依靠留守的妇女和老人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

“在荷花基金会所做的一些项目上,能不能形成一个培养型的基地、研究性的基地、教学的基地,为下一步的工作推进培养一批本地的人才。”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孙宽平建议。

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由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主办,南方都市报社承办。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给予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