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桂军是一名资深的疼痛症状管理专家，也是中国安宁疗护体系的推手和率先践行者；他是医学生们喜欢的老师，也是生死学和生死教育领域的资深专家。平日，他除了出诊，就是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种讲学参加活动推广生死教育的科普。生死教育的真谛是什么？生活中如何开展生死教育？3月27日“爱在清明”生命文化音乐汇活动结束后，记者就生死教育的相关话题采访了他。

死亡教育这堂“课”

童年时期，一只小狗的去世，让路桂军开始逐步追问“死亡”的意义。作为生死学和生死教育专家，他更坚信：平时上好了死亡教育这堂“课”，当人们在真正面临死亡事件、灾难事件和生命危机时，就会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惶恐和遗憾。

记者：您小时候，恐惧“死亡”吗？请结合您的体验故事谈谈您所经历的“死亡教育”初体验。

路桂军：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会儿基本没有死亡教育，幼年的我觉得死亡就意味着漆黑一片和恐惧。少年时，我唯一所看到的“死亡”是陪伴我一块长大的一只狗，我和它有深厚的感情。后来它不明原因地死了，这让我特别伤心。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的话更让我悲痛——“当初花3毛钱买这个狗，是为了给孩子做伴，让他高兴，没想到这狗死了让孩子这么伤心，从此不要再养任何宠物了……”由于没有科学引导，这个小狗的死成为我记忆中的一个黑暗事件。到现在为止，我都清晰地记得那种黑暗袭来的感觉。

我成年后，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死亡案例，是30年前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青春女孩，临终前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看。看着病床上的她逐渐丧失了意识和呼吸，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

记者：因为最初对死亡的恐惧和初入医学界后面对患者离去的无助，推动您走上安宁疗护和生死教育领域吗？在您看来开展死亡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路桂军：后来，我逐渐明白医生不是万能的，医生也有治不好的病，甚至医生本人也绕不过生死这个局。

作为疼痛科医生，我见证了很多生命的离去。其实，在很多生命最后的时光，患者和整个家庭都在苦苦地消耗着彼此：患者希望能好受一点，而家属则希望他们能活得再久一点。这是很多中国家庭面临的难题。如果只是为了让患者活着，而牺牲他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也促使我走上了安宁疗护这个领域。

我一直认为，作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生和死都是重要的事。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下，我们总是避讳谈死亡。但生离死别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无论是谁，无论什么年纪、什么种族、什么职业，都难以逃脱“死亡”这件事。但我们的教育都在教孩子如何认识生命的美好，却很少提如何面对死亡。其实，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来源于对逝后的未知；对亲人离世的悲痛，来源于情感的不舍。在未知、不舍却又无法挽回的死亡面前，大多数人手足无措，这也促使我推广普及生死教育。

记者：接受了科学的死亡教育后，会对一个人及家庭带来怎样的影响？

路桂军：从事了死亡教育后，我也经历过几位亲人的去世。但是，在心理上和以前完全是两种状态了。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能够相对正确地看待生死。比如，在送别我二姐时，我能够很理性地处理相关问题，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然后陪伴家人共同度过哀伤期。所以，平时上好了死亡教育这堂“课”，当人们在真正面临死亡事件、灾难事件和生命危机时，就会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惶恐和遗憾。

从“葬礼”“重生”后的体验和思考

去年清明前，路桂军为自己策划了一场“葬礼”。亲身体验了“故人沐浴”、亲属告别致辞等全过程，真实完整地体验了“死亡”的感受。他说：“躺在那里，内心特别渴望自己像‘活着’一样被世人温情对待。”

记者：去年这个时候，您曾自筹经费在生命文化圈为自己举办了一场“这个世界我来过”的“葬礼”仪式。从“葬礼”中“重生”一年后，您对自己的生命又有了怎样的体悟？

路桂军：做了生死教育和安宁疗护临终关怀后，我发现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人对临终的诉求是有共性的：希望不太痛苦，希望走时有尊严，还希望离开时不孤独。满足了这些要求，或许生命在最后的品质就会提高很多，可以减少些遗憾。经历了那场“葬礼”后，我特别能和患者共情，这个体验让我深刻地感悟到，我们对死亡对生命最高的敬畏方式就是视死如生，躺在那里，内心渴望自己像活着一样被世人温情对待。

那场“葬礼”之后，很多生死文化圈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活动让我们敞开心扉谈死亡，同时也向社会彰显了我们的内心世界。记得有位患者对我说：“路大夫，我看过你的视频，你给我谈一谈你当时是什么感受？”……总之，这个活动拉近了我和患者的关系，在和他们沟通时我也更容易共情。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推广生死教育的信心。

记者：您为自己举办“葬礼”活动，您的家人接受吗？他们的“表现”如何？

路桂军：对子女而言，有这样一个爸爸，确实有点“闹心”。我儿子一进场就说：“感谢各位叔叔阿姨参加父亲的这个活动，其实我根本不想来，但是没办法，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得跟他‘配合’。我父亲是个爱折腾的人，我奶奶经常这样说他。如果他办这个活动是为了提醒我总有一天他会离开而让我有所准备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所有人：我永远不会准备好。如果我给父亲打分的话，10分满分，我给他打9分，剩下一分就是希望他永远永远陪着我。”

我姑娘在致辞中说：“因为工作的原因，虽然我爸很少能跟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我知道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我们。对我而言，爸爸就像一堵墙一样，尽管人远在千里之外，却一直给我提供着远距离的支持。他成全了我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想法，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我爱他……”这让我十分感动。这个活动除了推动呼吁死亡教育外，更是促进了我个人和家庭的成长。活动后我也进一步思考：面对生死，或许自己只是比平常人多了一点勇气。但敬畏生命，每个人都在路上。

在生活中开展的“生死教育”

作为医生，路桂军见到了很多中年人突遇不测后孩子突然变得很懂事的案例，在他看来这是让人心疼的“被动成长”。他希望家长平时将生死教育话题融入生活，变成孩子“主动成长”的养分，从而更有责任担当。

记者：除了出诊，您一直在做生死教育。很多家长反映，也很重视生命教育，但当孩子问起“死亡是什么？”之类话题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担心把握不好尺度。您认为死亡这个话题在什么年龄阶段谈比较好？

路桂军：生死教育应该从人有独立意识产生及对死亡有困惑好奇之后就进行正规引导。一般而言，6岁半之前的儿童基本上对死亡没有清楚明确的理性认知，他认为死就是“惩罚”。比如，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口头禅：“不听话，看我不打死你！”“踹死你！”这会让孩子认为，死和踹几脚、扇几个耳光没啥区别。6岁半后，当孩子形成了独立的意识后，就会知道死亡意味着永远地离开，面对死亡事件如果没有很好地引导，会让孩子的心理产生恐惧，甚至会形成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有时候会伴随终生。比如，我见过这样的人，晚上不敢睡，生怕发生地震；走在路上，生怕被撞……生活中的每一个情景都有严重的死亡恐惧。所以说，我们应该从孩子6岁半开始，就对他们进行理性的沟通和交流，让孩子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以及如何面对。

记者：在您的儿女成长过程中，您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死亡教育的？请结合您的家庭教育故事谈一谈。

路桂军：因为我工作的原因，生死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家的话题。生死教育的理念也会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

我记得有一年清明节，我带儿子去扫墓。看着周围的坟墓，我对他说：长眠地下的列祖列宗都曾鲜活地来过这个世界，我们将来有一天也会这样。儿子忽然对我说：“如果有一天遭遇了不测，您有什么交代？”这其实也是我等了他很久的话题。“如果我遭遇不测，我全身的器官能捐的都捐了，不能捐的就烧了……”这是具体场景化的生死教育。

除此之外，我还会“策划”一些“话题思考”。比如，有一年我去广州参加“中国第五届当代生死学研讨会”，谈论的话题是疫情下人们对生死的思考。活动结束，作为策划者之一的我在飞回北京的途中想：我天天给别人讲生死教育，我应该给家人也做一个沉浸式的教育思考。于是，利用飞机上的两个小时，我结合家庭的真实情况写了一份“遗书”。下了飞机后，我分别给儿子和女儿发了微信问此刻他们正在干什么。得知他们的状况相对放松后，我将“遗书”分别发给了他们。

记者：他们收到微信后有什么反应？是不是被吓了一跳？

路桂军：发过去足足7分钟，什么反馈都没有。突然，远在国外的儿子给我打来了越洋电话。电话那头，他很紧张地问：“老爸，你现在在哪？你到底有没有事？你必须如实告诉我！”我说，爸爸什么事都没有。因为爸爸做生死教育，见到了很多中年人突然遭遇不测后，他的孩子突然变得很懂事，但懂事得让人心疼。因为这是一种“被动成长”。我希望孩子们能“主动成长”，所以就给你们写这个信。儿子说，“爸爸，你别闹了好不好！”姑娘给我的回复是一个微信表情，就是年轻人常用的那个流汗的表情。她说：“爸爸，我被你吓着了。”

记者：虽然知道是“情景教育课”，他们俩认真看完“遗书”后，内心有没有思考？

路桂军：我问他们如果这是真的，将怎么办？儿子很严肃地对我说：“如果这是真的，我首先要处理安排好手头的事情，然后马上买机票回家。等家庭的事处理完后，再看看还能不能接着上学……”

姑娘说：“如果真是那样，我今后要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了……”

令我欣慰的是，我看到了孩子们在面对这个话题后真实的心理反应和他们的家庭责任感。让我看到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有所思考的。而且，自此之后，我发现孩子们的责任心更强了，开始了“主动生长”。

记者：关于生命教育、生死教育，您有哪些建议？

路桂军：首先，社会不要再回避谈死亡的话题。尤其是家长，不要再“谈死色变”。因为随着资讯的发达，电视、网络节目有很多死亡的信息，但很多对死亡的描述是错误的甚至惩罚化的，这也会误导青少年对死亡的科学认知。所以，我希望学校、家长及新闻媒体要对死亡教育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

第二，在大学中开展死亡教育通识课。据我所知，国内开展死亡教育相关课程的高校应该还是个位数，大学生对死亡教育的认识也仅处于好奇阶段。比如，齐鲁大学的王云岭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有一次他想带着学生去火葬场殡仪馆参观，加强对生死教育的现场感。他提出这个想法时学生们都很兴奋，90%以上都报名了，但真正去参观时连10个人都不到。

第三，对从事死亡相关的从业人员进行死亡教育。我经常说，医院的医护工作者其实有两个功能：挽救生命和送走生命。但有些患者送到医院时确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甚至心电图变直线了，这时医护人员该怎么做，才能让患者以更好的姿态幸福地“谢幕”？这一点我们面临很多空白。因为很多医生的职业荣誉感就在于“与死神搏斗”，另外在面对家属的压力时，有时不得已进行“无效的抢救”，但这给患者增加很多精神和身体的痛苦折磨。所以，我呼吁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及安宁疗护治疗理念，让更多的生命“生如夏花之灿烂，逝如秋叶之静美”变为可能，但这需要政府、医生、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努力。

第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做好人生教育。我们经常说“三观要正”。这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实做了生死教育后我发现，人首先要有人生观和人逝观，然后再用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填空。否则，只考虑生而不考虑死的人，在到与这个世界挥手告别时才发现“三观尽毁”，将是终生的遗憾。

总之，在我看来，谈死是为了更好地生。我们只有把“死”这个环节谈透以后，“生”的空间才会更有意义、更具理性。所以，死亡教育的真谛，其实是爱的教育，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生命，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