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平养了一只叫“三得利”的狗，遛弯、运动都带上它，它也陪着他走出抑郁。 罗卫平供图

　　■ 对话人物

　　罗卫平 63岁，上海黄浦区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原庭长、高级法官，50岁时因病退休，有两次、长达6年的抑郁症经历。病愈后，他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任上海“希望24小时自杀危机干预热线”咨询师兼法律部长，目前参与多个公益项目。

　　■ 对话动机

　　官场的潜规则、人情世故的左右、拿红包后的良心问责，这些，罗卫平都经历过，他说自己是个不愿对“庭外因素”妥协的法官。他也是鲜有的公开袒露自己曾重度抑郁的国家工作人员。

　　他把抑郁症比作泥淖，当时的折磨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庆幸的是，他的人生有了转向。脱离泥淖的日子里，他以亲身经历，将16名重度抑郁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

　　几年中，他6赴汶川当志愿者，参与大学生支教，牵线援建4所希望小学，到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

　　他常说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对如今的一切都分外珍惜。

　　职业

　　审案求完原告求被告

　　新京报：你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多久？

　　罗卫平：我在法院系统工作了14年。1987年参加工作，1992年当副庭长，1998年国家有了高级法官头衔，我是第一批。因为患病，我50岁就退休了。

　　新京报：法官生涯中，你最有成就感和最头疼的经历是什么？

　　罗卫平：1998年，有个大型国企破产案，涉及金额几亿。问题是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下岗工人几百人天天闹。三方哪个能得罪？国家当时没有相关法律，只能一点点摸索，最终还是把这案子判下了。太难办，但最后办成了。

　　新京报：人为因素让你左右为难的案子，占多大比重？

　　罗卫平：这有个阶段。刚开始主要是行政干预，我是东北人，在上海除了爱人这边也没啥社会关系。后来社会关系建起来了，亲戚朋友找上来，人情多了很多。但行政干预就没断过。至于比重，10个案子有一个就吃不消了。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办法，去坚持你所理解的公正和法律？

　　罗卫平：还说国企的那个案子，三方的压力过来，我做法官哪有坚持的机会？但说到方法，我有个挺惭愧的办法，就是当外力过来，我先服软，去求人家。

　　新京报：法官服软？去求原告和被告？

　　罗卫平：对，求了原告求被告，两头哄，“你们放过我吧，别再干涉了，赏口饭吃。”说来挺悲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两头哄着就能给审判挤出一点空间。

　　像刚才国企那案子，我的每个法官朋友都遇到过。法律人大脑是比较简单的，他信仰的东西不能用，能不抑郁？

　　新京报：同事们通常怎么处理这些压力？

　　罗卫平：撑着，没特别的办法。一些同事经常找我聊天，也算是解压。再差也不会比我更差了吧。

　　新京报：你怎样总结自己的法官生涯？

　　罗卫平：不服输吧。一是对工作本身，我是法院里出了名的勤快，当了庭长本可少接触些案子，但总想大包大揽。其次是对大环境，我性子直，对一些无法接受的潜规则，我尽量不妥协，最大限度坚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