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马齐喑时的“一声惊雷”

　　1926年初，林风眠携第二任法籍妻子阿丽丝回国，在蔡元培的提携之下，未满26岁被聘为北京艺专校长。两年后，又赴杭州出任我国第一所综合性 国立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的首任校长。执掌中国南北两大美术阵营的十年时间里，林风眠在中国艺坛一举成为众所仰望的风云人物，一度被称作“艺术 界的胡适之”。

　　在这一时期的史料中，林风眠的形象既挥斥方遒、士气俊发，又隐忍藏锋、用晦而明。在主持校政上，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投 身“改造艺术院校”的事业。在北京，他力排众议，邀请当时被正统国画家讥为“野狐禅”的齐白石来校讲学，又大胆将裸体艺术引入教学；在杭州，他尝试将西画 系与国画系合并，毫不避讳地延请与己观点针锋相对、强调国画独立性的潘天寿任教，颇具蔡元培兼容并包、唯才是举的风范。

　　在社会活动中，他更矢志以“我入地狱”之精神，将美术作为开启民智、移风易俗的利器。他撰文、作画怒斥政治腐败，在白色恐怖下掩护进步学生；他 发起、组织了以“艺术社会化”为宗旨的北京艺术大会，主办西湖博览会艺术馆；1928年，他在杭州牵头组建了“艺术运动社”，发出了“集中全国艺术界之新 力量”、“促成新时代艺术之实现”的豪迈新声。

　　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将其十年创作历程总结为“救世”与“避世”两个阶段：从1926年到30年代初，以油画居多，取材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变屠 杀、民不聊生等黑暗现实，呼唤人道主义，抗争意味浓烈。画风倾向于表现主义，构图简约，笔法凌厉，用色强烈而凝重，如《人道》、《人类的痛苦》、《悲哀》 等。这些作品“直接描写人类自相残杀的恶性”(林文铮语)，画面遍布绞架、锁链以及扭曲的、受难的人体，充满无言的断喊凄嘶，“在万马齐喑的时刻……仿佛 从沉闷的云缝里响出一声惊雷”(蔡若虹语)。林风眠多次触怒当局，在北京差点招来杀身之祸，辞职南下之后，又惹恼戴季陶，被指“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 火”，险些令杭州艺专关门。

　　1931年，蒋介石到艺专参观，看到《痛苦》时，放话称：“青天白日之下，哪有那么多痛苦的人？”迫于政治高压，林风眠遂转攻国画花鸟、风景和 人物，在造型、设色、空间处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融汇中西的尝试，运笔简洁、迅疾，色彩斑斓，画面蕴藉、灵动，已具有了“风眠体”的雏形。

　　在王朝闻等学生眼中，这位年轻的校长总是轻言细语，微笑可亲，有如“恬淡和澹荡的惠风”，有时上台讲话还会脸红。周末，他时常与弟子们欢聚于西 湖边上亲手设计、建造的寓所“玉泉居”，他鼓励学生纵笔随心，摒除拘谨，甚至劝他们作画前喝点酒，释放天性。待到夜深人散，他栖身于二楼画室，一边听着古 典音乐，一边铺纸开笔，通宵跋涉，直至精疲力竭。

　　于人，他是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于己，则是滚石头的西西弗斯，笔下可撼摇星河，亦可静影沉璧，林风眠为布丰所言“风格即人”留下了一个精妙的诠释。

　　“沉默洞窟”中的惊世蜕变

　　抗战爆发后，经历迁徙、并校、学潮和辞职等一系列风波，林风眠将妻儿安置于上海，辗转浙、赣、湘、云、贵及香港、越南，避居重庆，从少年得志、才彦环绕的艺专校长猝然跌入残山剩水、乡野民丛，由此迎来了一生由显转隐的分水岭。

　　在沅陵辞职之际，林风眠对追随多年的师生“无不念念”，留下信件叮嘱校方“加意维护，勿使流离”，令闻者痛哭。他料想不到的是，此时杭州旧居已被日军占用为伤兵医院，《人道》、《痛苦》等昔日巨作，被扯碎当成了马厩的遮雨篷……

　　在重庆，林风眠没有开过画展，他托人谋了一个负责宣传抗日的“设计委员”的虚职，靠微薄的薪水维生，在长江南岸大佛段一座土墙泥地的仓库里，一 住就是将近七年。据李可染等人的记述，林风眠当时过着遗世独立、“苦行僧一般的清净生活”，自己操持家务、置办三餐。他经常就着一点水煮猪肉、蔬菜，足不 出户地画上一天，一次可画几十、上百张，大部分付之一炬，剩下的直摞到屋顶。

　　事后，林风眠谈起这段往事却说：“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身上才有真正人味，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即便在抗战期间，林风眠仍坚持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态度，拒绝转投写实主义，不喜欢“照相式刻板与平俗”，理由是“在艺术的价值上是微细的。”他将 精力集中于宣纸彩墨创作，偏爱风景、花鸟、仕女、苗疆与戏曲人物等“小众”题材；在技法与材质上，他打破油画、水粉、国画等边界，探索方形构图、瓷绘笔 线、空间糅合、光线透视、色墨层叠等形式构成，将西方的写实与东方的写意进行挪移、错置、嫁接和重组。

　　谢春彦、郎绍君等评论家指出，这种“调合中西”的尝试，绝非患得患失、流于皮相的“修补”或“妆点”，而真正是由内及外、由个性语言到气质内涵 的涅槃。无论是《拾玉镯》中烟视媚行中的玉姣斜坐，背篓摆摊的苗族女子，乃至苍莽远山与旷野泊船，“无一笔传统程式”，却又是十足诗化的东方意蕴。即使是 在最清寂、萧瑟的空山鸟语、风吟渔唱之中，也渗透着一股热辣、浑厚的自由创造之精神，大有“元气淋漓嶂犹湿”之势。

　　正如他本人对弟子所言，林风眠很清楚“我走的路，正是你们没走过的”，他更明白，艺术家之修炼譬如织茧化蝶，除了沉潜蜕变，还要有能力挣脱过往 经验的牢笼，破茧而出，“许多人走不出来就死在那里了！”他以大破大立之势促成了“风眠体”的出世，但这种与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的自我苦斗，却注定了 余生无尽的孤独。

　　抗战胜利后，林风眠抛弃了所有行李，只带了几十公斤未托裱的彩墨画登上回沪的飞机。此时，作家无名氏却预言，他的命运是“残酷定了”的，“过去他奋斗了20年，被误解了20年，在‘沉默洞窟’里隐藏了10年。今后他还得被误解20年，沉默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