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医疗的本质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

　　此前于莺的目标一直精准：独立开办一个全科诊所。

　　从协和医院离职后，她曾在脑子里无数遍勾画诊所的样子：在小区门口，开一个二百平米的，找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就为她所在的通州梨园地区老百姓服务。

　　“成本也不是特别高，有没有医保没关系，有钱的一百块钱一个，没钱的就六十块钱一个。”于莺戏谑道。

　　这个目标其实是延续了她一贯想表达的理念：什么样的医疗能真正帮到人。

　　“来急诊科的病人，几乎都到了要被抢救的时刻，那先前他们需要被关注的时候，医生在哪里，在做什么？作为医生，这会留给自己一个很深的遗憾。”

　　她和很多人复述同一个故事：那时她在协和医院，对面小区楼里有个老太太，常年瘫痪在床。她儿子来急诊科请大夫，希望有人一个月去家里换一次尿管、胃管，每次劳务费500元。

　　没一位大夫愿意去。

　　“本身我们职业地点在医院内部，没有义务外出为患者服务；其次，每个人都是定岗，每次出去四十分钟，如果我脱岗，被领导查起来是要处分的。”于莺解释道。

　　无奈，老太太的儿子每次只能打120，一次费用超出五百块钱，换完后，老太太还得在医院等一两个小时的120，把她送回家。

　　“有些制度已经僵化了。”这种规定让于莺觉得沮丧，同样沮丧的，还有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头的人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毕业后，于莺花了6年升到主治医生，由于医院扩建，她所在的急诊科每天要接待400多位病人，平均每名医生每天要看40位病人。“一个夜班，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像我这样30多岁的女医生，下了班以后，走路都是飘的。”她曾抱怨。

　　于莺不止一次思索职业的未来，直至和马遂的一次聊天。

　　“于莺你干急诊，插管插得再熟练，最后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技术工人。”协和医院的副院长、急诊科老主任马遂的话毫不留情。

　　他的建议是让于莺去做全科大夫。

　　“急诊是面对一个人生病最后的部分，而全科医疗则面对一个人没有生病或生病早期时的预防、治疗，但这个部分在中国是缺失的，也是将来的方向。”马遂劝她。

　　这场谈话让于莺不置可否，“我的脑子里没有全科的概念。”于莺道。

　　但当她辞职后，把整个线串起来，想法就不一样了。她选择先去看看台湾的全科模式，再回来办自己的私人诊所。

　　去台湾，学习全科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肾衰的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台湾私立医院在医疗界占比已达90%以上。而这些年，台湾医疗改革的经验也被认可，能为大陆的医改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借鉴。

　　一个岛屿的全科医疗是如何做到很好的？这是于莺希望通过这次海岛之行解答的疑题。“我去台湾不是学治病，是去学习他们的整套流程和机制。”

　　去当地医院报到的第一天，医院的一位主任非常明确地说，医院哪里可以拍照，哪里拍照必须把人脸打上马赛克，这让于莺感受到台湾对待患者隐私的尊重。

　　每次前往健诊中心，于莺都要穿过急诊，那里的门口永远都摆着一排空的平车和轮椅，由义工分配给需要的病人，急诊主任趴在放置了近百张平车的急诊科写病程，规模之大让于莺惊叹。

　　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公立医院遍布，同样存在医疗资源不均衡、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等问题。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台湾开始鼓励民营资本投入医疗行业。1976年，台塑大王王永庆创办长庚医院，回归“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本质，最终成为台湾最赚钱也最令病患满意的医院。

　　在台湾的三个月，于莺辗转多家医院，也曾跟随当地医生外出巡诊，前往山上的阿美族看望肾衰的阿伯。

　　让于莺惊奇的是，医生开车到山上后，将阿伯接到市区的医院做透析，再把他送回去，每周三次。

　　这是台湾健保模式里的服务，每年符合医疗照顾条件的申请者，医生将定期巡视重病患者，上门服务。

　　阿伯家附近卫生院的负责人和于莺聊了很久，大意是他们也可以给阿伯做透析，但是大医院服务太好了，他们还没有和病人说好，对方已经派车接送了。

　　“在争夺患者、客户群中，不自主就需要把服务做到位。医疗资源很丰富，而且是多层的。”于莺感慨。

　　当地私人诊所医生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她去南投信义乡参观的私人诊所，医生每周工作54小时，月收入能有七八十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4万至16万），比在城里工作的医生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