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就曾经做过两三个广告。这并不是我引以为傲的经历，也并不说明我的走红，只是折射出广告公司的心态——找了一个歌手、找了一个模特，好像缺点深度，那就再找一个作家吧。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作家或是文化人士出现在各种古怪的商业场合，牵强地由文学、艺术谈到钟表、酒水。

　　这说明社会重视文化么？不，恰好说明社会是没有文化的，所以需要的是从落满尘土的抽屉中找出“作家”，把他们摆到架子上，为社会增加一些虚幻的自我满足，就像企业家办公室的书架上往往摆着从不曾开封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当作家“装饰”的使命完成，又被放回那个被遗忘的抽屉中。

　　这固然是可笑的，可在客观上，也让作家进入了商业社会，有了物质上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剧当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监狱当中。这些都是创作的绝佳素材。

　　大陆作家的第二个奢侈，就是题材的奢侈。

　　尼采曾说，最适合创作的，是两个时代交界的裂缝当中。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裂缝中：新的技术对抗旧的技术，新的道德对抗旧的道德，新的伦理对抗旧的伦理。

　　一切熟悉的变成陌生，作家如孩子一样新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而无数荒谬的事实喷涌而出，就像火山喷发过的地方植物长得格外茂盛。

　　我前两天看到的新闻，一个21人的犯罪团伙假冒身份，招矿井黑工，然后锤杀工友，骗赔约。这现实的残酷远远超过电影《盲井》所呈现的。

　　而在现实的丰富当中，人的身份也呈现出多样性。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形容：“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身份转换的多样，在当今中国大陆格外明显：一个公务员，自己面临着房子被强拆的现实；一个志得意满，代表全亚洲，和克林顿交好的著名主持人，改天就被调查。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悲剧当中，也生活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监狱当中。这些都是创作的绝佳素材。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有个短篇小说，叫做《砂丘之女》，讲的是一个名叫仁木的男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瓶中，身边只有一个女人，瓶口源源不断落下沙子，他必须不断铲走沙子才能让自己不被活埋。无望当中，他决定开始写作。

　　相对于西方社会已经相对固定的平静的生活，中国社会更像这个瓶子——源源不断的沙子落下，让人愤懑与绝望中，有更多的创作动力。

　　我曾经看过几个大陆的创作者试图改变伍迪·艾伦的剧本，伍迪·艾伦笔下中产阶级的忧愁，改编之后，变成了小市民的撒泼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难看。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在城市，人际关系和伦理还是农村式的，该怎么去书写？

　　按照上面的说法，中国作家享受创作条件和题材的无比丰富，按理应该是创作的井喷，可为什么现实并不如此呢？下面我想谈谈我理解的大陆作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