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武侠小说在中国代表一种停留于原始“互渗律”层次上的幼稚的思维方式，它基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性观，弥漫于中国从下层民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是对主客相分的健全常识的一种遮蔽和解构。在今天武侠精神向影视和电脑游戏的渗透更是使人们沉溺于幻想而忽视了对社会公正体制和合理的思维方式的重建，亟待我们在大众中普及一种起码的理性即健全理智。

　　关键词：武侠小说；天人合一；常识；理性

　　常识，西文common sense，本是流行于欧洲18世纪的一个术语，指普通人凭借自己的正常认知能力都能够获取的基本知识。当时的经验派和唯理派在哲学上争论得一塌糊涂，各执一端，但也有些人认为不必如此较劲，双方都有一些道理是普通人都能够接受的，只要这些道理能够应付日常生活就够了，过于钻牛角尖反而有害无益。两派中大部分人也的确都承认某些共同认可的东西，就是那些最浅显的道理。后来的哲学家也时常有主张返回到常识的，如苏格兰常识学派、美国的实用主义。但常识最主要的批判锋芒是针对当时的宗教教条和迷信的，因为它们一方面与人们已经掌握的科学知识不合，另一方面不能在每一个正常人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因此，常识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但却是一切非理性的狂热（宗教狂热、道德狂热、战争狂热、复仇狂热、偶像狂热等等）的有效的解毒剂。

　　但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常识极不发达的民族。我们要相信一个东西，往往就要走极端。比如儒家讲孝道，就非要走到“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儿”、“割肉疗亲”的地步；道家讲养生，就要追求长生不老，哄得那些皇帝一个个都早早地进了棺材，仍不知反省。文革中，对伟大领袖的信仰也一定要用把像章别在肉上这种方式来表达，否则好像就不够虔诚。我们不相信彼岸的神，但相信此岸的预兆、禁忌、神功、气数、卦象、祥瑞、符咒、灵怪、魔障、风水、命相，以及各种无法解释的“奇技淫巧”。近代以来，西方的船坚炮利打破了中国的国门，国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探讨和掌握船坚炮利的科学技术原理，而是寻找能够破解西方奇技淫巧的“神功妙法”，诸如羊血秽物和气功咒语等等，接着就是义和拳的“刀枪不入”。即使已经知道了这些东西其实抵挡不了西方的战争机器，我们能够想到的也顶多不过是把这套机器买过来，然后雇几个洋教头教习一下操作方法，由此建立起了当时位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终于让国人有了一点初步的常识，废科举，办新学，声光化电不再只是奇技淫巧，而是重新理解的“格致”（格物致知）之学。清政府的倒台使中国不再存在拒斥西学的人为障碍，大批知识人放眼世界，留学东洋或西洋，才发现我们原来五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愚昧和幻想之中。这时才有可能形成对现代生活的常识：国家的事要大家协商着办———这就是民主；做任何事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做———这就是科学。

　　但这两句看起来毫无新意的大白话，在中国实行起来竟是如此之艰难。国人以前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什么“为民作主”、“民意即天意”，什么“实事求是”、“参验质测”，但那些都是说着好听的，说说而已。五四以来我们把这就当成民主和科学的意思，最激进的那批人则把民主发展成了“民主集中制”，继而把科学落实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脱离对“怪力乱神”的兴趣和对迷信的需要。民主集中制演变成了半个世纪的造神运动，而科学技术即使成了第一生产力，也还是变相的奇技淫巧，没有多少人对其中的科学原理真正感兴趣。然而，20 世纪70 年代以后，造神已经失败，科技更是硬碰硬的勾当，真正能够满足中国人的想象力的，就只有武侠小说了。

　　20 世纪80-90 年代，中国读书界几乎都是刚刚引进的港台武侠小说的天下。市民阶层的疯魔不必说了，我的几位学者朋友竟也成了金庸、古龙的粉丝，有的还购齐了全套的金庸。记得当年读研究生时，偶尔在杂志上读到梁羽生的一篇小说连载，一拿到就放不了手，耽误了不少大好时光，从此下决心戒掉此瘾。后来听说金庸受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和博士生导师，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按照中国的人文现状来看，他不当院长谁当？他是一大批专家教授们的偶像。他的最终辞职不过说明，当今的官僚体制本质上是反人文的。不过，本文要说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顾常识而追求传奇。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就是武侠小说的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