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夫、伯父给我讲闹革命的故事

　　“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贾平凹说自己写作的缘起在于三年前的春节，他回了一趟棣花镇，除夕夜里到祖坟上点灯，“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着生于陕西丹凤县的棣花镇东街村，其实我是生在距东街村二十五里外的金盆村。”

　　如果贾平凹仅仅写自己故乡村子的故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感兴趣，但他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内涵。贾平凹说，一百年来，他所知道的、听到的、参与的，是四个时期，“也就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四个社会转型期，现在叫社会大转型，这四个时期就是转型期。事情都是二三十年经历一个大转折，四辈人就是一百二三十年。”

　　贾平凹在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一直是在不断地进行各种尝试与突破，《古炉》中对于“文革”历史客观冷静的叙事与对于政治、人性的思考，《带灯》的首次以女性为主角的尝试等都是例证。

　　贾平凹反复叨念，在他的儿时记忆深处，那些从小就听到的故事奠定了他写作的基础。“陕南游击队的政委就是我姨夫，我的伯父就是参加土改的，给我讲闹革命的时期。这些故事我一定要写成小说，但写小说你就得要让人家相信你，要把这段写得更加真实。”

　　在《老生》一书中，贾平凹则开始尝试一种民间写史的方式。对于书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人物事件的考证与真实性，贾平凹曾表示，他“看过一些资料，也在民间走访过，加上小时候就常听老人们讲，有些当然是戏说，有些则有鼻子有眼，总之都引人入胜。”

　　贾平凹说，《老生》是2013年的冬天完成的，过去了大半年了，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没有拿去出版，也没有让任何人读过。“2014年的公历3月21日，也是古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又一个生日，我以《老生》作我的寿礼。”贾平凹将这个故事拿出来，与读者见面。

　　贾平凹在《老生》后记中写道：“此书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得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赞美，或是诅咒。老而不死则为贼，这是说时光讨厌着某个人长久地占据在这个世界，另一方面，老生常谈，这又说的是人越老了就不要去妄言诳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