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版，稻草人) 从2013年7月份赴河北视察，到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再到今年1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重要讲话，短短三年，习近平总书记至少有四次明确谈到不能让规定和党纪国法成为“橡皮泥”、“稻草人”。 作为一种顽症，“稻草人”现象显然正在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前进道路上的一道屏障。 如何破解“稻草人”现象？部分来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 消除“稻草人”，关键在法治 本报记者 高杨 司晋丽 “‘稻草人’现象过去就存在，但在前年中央开展八项规定之后，这个现象变得比较突出了。”3日，在北京昆泰国际酒店委员驻地，在谈到“稻草人现象”的问题时，一位来自工商联界别、不愿意具名的全国政协委员坦言，“稻草人”现象已经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进程。 三种“现象”三种人 “由于长期在工商联工作的关系，我对‘稻草人’现象有很多认识和亲身经历。”这位工商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表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工商联在与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过程中，曾常常遭遇各种“稻草人现象”。 这位委员表示，“稻草人现象”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一是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有规不循；二是一些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作为；三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制定的政策，不接地气，规定脱离实际，结果这样的规定根本不具有任何执行力。 “而导致上述‘稻草人现象’的大概有三种人。”迟福林委员表示，一是一直对权力存在寻租行为的人；二是想干事又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三是缺乏法制意识、规矩意识的人。 迟福林表示，过去我们的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权高度集中，尤其是那些掌握对稀缺资源和项目审批权的单位和权力运行中枢的工作人员，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和下放政府审批权之前，每年年底京城都会出现一个奇特现象——一些地方官员或个人“跑部钱进”。而这一特殊现象也让少数掌握审批大权的官员最终搞权钱交易。最典型的利用审批权搞权力寻租，案例就是国家能源局一位家藏2个亿现金的处长。 随着国务院大刀阔斧搞审批权下放，一些权力寻租现象将明显得到遏制和好转，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不作为现象又随之产生。迟福林表示，在对“稻草人”调研中发现，一些部门和个人不作为原因就因为权力不能寻租，所以工作积极性不高，一些法律法规和制度在其眼中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当然也有很多人想做点事，但是又怕做了事得罪领导和同事，影响自己进步，因此也就成了‘稻草人’。” “我感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依法治国概念一直在逐步强化，但这个风气在全社会还没完全形成。不少党政干部心里都有依法行政的概念，但在依法作为方面还是有差距。这样很容易产生两种结果：要么错位，要么缺位，成为‘稻草人’。” 吴道闻委员来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2014年，他经历了从东莞市副市长到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转变，对不同职能部门的政务工作有深切体会。 吴道闻还有一个明显感受：以前，政府在一个项目的手序审批、土地拆迁、工程建设方面，都习惯性以经济建设作为出发点，一切以速度和效益为标尺，忽略了其中的法律问题。“现在讲依法治国，就要重视法律的严肃性。一是官员要强化学习，提升遵守和敬畏法律的意识。二是权力边界要清晰。就拿发改委来说，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都要列出来，清楚有哪些义务要求。 用法治消除“稻草人”生存土壤 “有些官员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怕’权力。”吴道闻说，在部门权力不清晰的情况下，不少官员们也有其烦恼，“据我了解，很多官员都希望依法行政，将所在部门的责任义务和要求了然于胸。我们也看到，四中全会过后各方面制度都在加强。对于主观上懒政和不作为的‘稻草人’，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加强监督，严肃追究责任。” 对于如何破除“稻草人现象”，迟福林委员赞同吴道闻委员关于划清权力界限，但同时他认为更关键是法治，用法治的手段消除“稻草人”生存的土壤。 迟福林说，这里面要解决这么几个问题，一是实行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同时围绕“放权”、“分权”、“限权”，推进以公共服务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 二是建设法治政府，强调政府依法行政。“依靠法治制约权力，需要给政府权力行使打造一个刚性的制度笼子，实现权力法定、程序法定、监督法定。”迟福林认为，这需要修改《行政许可法》，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修改《行政诉讼法》，让政府工作在法制范围进行、阳光行政，只有这样，“稻草人现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彻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