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古籍修复作为一门传统技艺，过去一直采取的是师徒相授的沿袭方式。师父怎么修，徒弟学到手就怎么修，跟哪个师父就学成哪个样。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别，还是不同师父的修复习惯之别，都只在具体手法上有所差别，“整旧如旧”的原则一直是古籍修复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共识。

　　据赵嘉福介绍，古籍修复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它们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据南北方气候地理环境不同，造成它们在操作顺序、修复手法上有所区别。比如北方因为气候干燥，古籍风化、焦脆的情况就比较多，很多书一拿都脆的，针对这种情况只能整页托裱（在待修书叶的背面涂满浆水，覆盖一张新的纸上去）；南方的古籍，因为天气潮湿，被虫蛀或发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书页孔洞补破。如果在南方整页脱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浆糊也多，会更容易招虫蛀，所以在修复处理上要有区别。

　　“另外南北派之别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南方人秀气，做事比较细腻；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较粗犷。”赵嘉福说。过去也时常发生南北方的师傅互相不买账的事情，比如南方师傅嫌北方师傅干活粗糙、北方师傅嫌南方师傅不够利索。“去看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裱的画，两者肯定是有差异的。”

　　曹有福、黄怀觉来到上海图书馆之后，1960年代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方面又新进了几位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其中就有现在古籍修复领域最资深的专家赵嘉福和潘美娣。赵嘉福跟着黄怀觉学习刻碑、拓碑、装裱碑帖；潘美娣跟随曹有福学习古籍修复与装帧。之后二人又去北京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学习，南北方的修复技艺都有所涉略。回忆起当初学艺经历，二人都觉得过去的师父比较传统保守，“一般都不大愿意多讲的，所有流程，师父示范一遍，你就按着去做，做得好与坏，师父看在眼里，也不会多说，而我们也不敢多问，主要靠自己琢磨。”

　　“当时是订师徒合同的，有几条规定比如‘徒弟要尊重师父，师父要包教包会’。当时我们很小，规矩很多，所以一定要懂得察言观色。比如上班一定要比师父先到，师父的茶水都要备好；师父在做活，他一转身，马上主动拿毛巾擦台子。如果你擦得不干净，他看见了也不会骂你，眼睛瞄瞄你、瞪瞪你，你就感觉不好了。”

　　“你要学到手艺首先要利其器，比如一把刻刀，他给了一把毛坯的很粗糙，你要自己去磨这把刀。至于怎么磨，要自己琢磨师父的刀。你磨着磨着，他光听你磨刀的声音就知道你功夫到家没。要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他在刻，他的那把刀我帮他磨，他愿意给我磨说明我磨刀水平过关了；如果他说不要不要，你放那里我自己磨，说明你的水平还不到。”赵嘉福说。

　　潘美娣记得进馆第一天，师父曹有福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复中用于固定书页的纸捻钉。“他先用皮纸搓一个当样板，然后就给我一沓纸，让我自己搓，他一句话也没说。一开始，我搓出来的纸捻钉都像小麻花那样，虽然也能用，但是很不美观。为了搓得跟师父一样，我只能自己留心琢磨。一个下午过去，最后师父开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时，我搓出来的纸捻钉已有半抽屉多。但是搓纸捻钉的半天时间让我享用了一辈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图书馆，跟着北派高手张士达老师学习，张士达老师一看我搓的纸捻钉，马上说：‘这丫头搓得不错。’过去的师父不轻易夸人，这算是很高的褒奖了。”

　　进馆没多久，赵嘉福和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图书馆参加为期两年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师从北派高手张士达。“张士达先生做旧的功夫是有一手的。”赵嘉福说，他曾利用中午张师父回去吃饭的机会，偷偷拉开师傅的抽屉看，想看看师傅都有什么独门秘诀。“我一看什么东西都有，一小包一小包像泥土，还有黑黑的像锅灰的，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做旧工具。比如一本书封面破掉了，像一个水平高的人拿材料修补好以后你看不出是后补的，感觉是原配，其奥妙就在于做旧。因为你补上去的材料往往是材料协调，但是颜色不协调，要做做颜色，做颜色的学问很深，就像画画一样，颜色调色很不一般。”

　　赵嘉福说，“做旧”算是古籍修复中的传统技艺，但是修复古书是否要“做旧”，顾廷龙馆长的看法比较不一样。顾廷龙是版本目录学家，解放后历任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其在文物保护理念方面一直非常超前。“他认为一本破损的书，修补的时候只要配纸的纸质相同，（比如一本线装书你就要拿原始的手工纸去配，有旧纸配那最好，没有旧的纸，新的手工纸只要跟它接近，）补完整就可以了。至于页面内容的残缺部分，比如线装书的框、线的缺失部分，有人会在修好之后用毛笔补上，甚至上面缺了一个字，如果知道这是什么字的话还要补一个字上去。顾馆长是反对这么做的，因为它原来的真实面貌是这里缺了一块，少了两个字，现在补上去的字是后加的，非但不是真实，还有作伪之嫌。”

　　古籍修复的“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等几大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古籍修复界的共识，以文本的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古籍修复工作者遵守的规范与标准，但它是由过去几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完善的修复理念。

　　在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潘景桢等这些老先生他们都视书如命的做法，也直接影响到了潘美娣对书籍的态度。“比如拿书，他们拿书都是两手捧的，书口都是朝里面。如果方法不对，老先生马上就不高兴。我们还不能用下巴磕这个书。”“顾馆长常说对于古籍而言，片纸只字都是宝。因为一个字、一个印章，对古籍的版本鉴定可能就起到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指尖上的“绝技”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不但要熟悉历史上各个时期典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还要了解各个时期典籍所用纸张及不同地域的装帧风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娴熟的技艺。修复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对从事典籍修复人员的素质修养及操作手法要求极高。

　　从十八岁还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开始，潘美娣就在这古籍修复的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挑动着片纸只字，到如今已经满头银发，潘美娣依然在重复着同样的事，半个多世纪多过去了，只是指尖上的技艺更加娴熟了。

　　从上图退休之后，潘美娣又被中山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特聘为古籍修复专家。摊开那个跟随她走南闯北快半世纪之久的工具包：马蹄刀、排笔、鬃刷、针锥、竹起子、棒槌、平面铁锤、镶竹边木尺、切纸机、卡表……全然一副“手术”前的架势。这些工具现在是每一位古籍修复师的标配，可当初一支毛笔、一瓶浆糊就是所有配备了。不过潘美娣的工具包内还有几件特殊的工具，比如牙医刀、眼科医生的镊子……“一次我去看医生，发现眼科医生的这个镊子不错，可以用来慢慢揭一些东西，于是都借鉴过来用到古籍修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