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夏邑县曹集乡冉庄村采访时感到，这里的新型社区很受农民欢迎。冉庄村在夏邑县城东南角，出县城五六里就可以看到，一排排的二层小楼整齐漂亮，大街小巷全部是水泥路面，房前屋后的垃圾集中处理。

　　冉庄村有800多农户，现在已有200多户住进了新型农村社区，其余的农户正在积极申请，要求拆除老房，住进社区。

　　村干部王兴邦告诉记者，冉庄村原来是个养殖专业村，村民整体收入较高。这几年县城产业集聚区扩建，土地征用加上土地流转，村里很多农户都不再种地，有的自己做生意，有的在产业集聚区打工。全村村民购买的小轿车有100多辆。

　　“既然不种地了，收入也有保障，农民谁不愿住新型社区？”村民冉庆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农民的梦想。”

　　和冉庄村村民一样，河南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村村民也对新型农村社区表示出欢迎态度。“以前的老村脏乱差不说，邻里之间还经常闹矛盾。现在大家不走泥巴路了，看个病啊，买个菜啊，不用出社区，生活真是方便。”干河陈村的村民闫小颂很满意这种新生活。

　　在江西省修水县新建的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内，84栋楼房鳞次栉比，红墙蓝瓦。去年年底前，当地2000多名深山移民搬进了这里。从大山里搬迁出来的溪口镇围丘村村民徐桂秋，参加完县里组织的缝纫技术培训班，就在当地一家服装企业顺利就业，月收入2500元。她说：“以前在乡下种田，一年忙死忙活也就几千元。现在一个月能赚这么多钱，真像做梦一样！”

　　在重庆云阳县红狮镇向阳村，从2012年以来，有100多户农民自愿搬迁集中居住。半月谈记者在这个新社区的一个菊花加工厂看到，20多个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39岁的农民陈永珍手脚麻利地包装菊花饮品。从2013年返乡后，她就一直在这家工厂上班，作为熟练工，月收入有2300多元。

　　陈永珍说，搬到新社区后，以前的土地退耕还林，自己就近到村里的企业上班，丈夫也在合作社的果园当长工。

　　盲目撤村并居后遗症，“被上楼”难以承受之重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如火如荼推进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潜伏着种种隐患和病症，在不同省份、不同市县、不同乡村，农民对其态度很不一致，干部与农民的反应又大相径庭，省市领导干部与基层干部亦存在认识分歧。究竟“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可谓众说纷纭。

　　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加上农民上楼动力不足，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刚启动便遭遇“掉链子”，成了“烂尾”工程；有的建成后却长久无人居住，成了“鬼楼”。

　　在河南遂平县褚堂乡马庄村，放眼所见，是宽阔的水泥路、成排的路灯、整齐的联排别墅和高层住宅。但奇怪的是，偌大的社区没有一户人家。

　　村支书黄永亮介绍，新社区一共占地60多亩，设计有6个户型550多套房子。因为村民拒绝上楼，自2012年建成后至今已经空置了3年之久。

　　日晒雨淋之下，这里正呈现一副破败之相：有的院子里堆满了秸秆无处下脚，随处可见墙皮剥落景象。紧靠路口是唯一装修过的“样板房”，门锁锈迹斑斑，吊顶灯上缠绕着蜘蛛网。

　　在遂平县阳丰镇、确山县任店镇等地的社区建设现场，荒草丛生，塔吊高悬，随处可见尚未封顶的“烂尾楼”。根据现场告示牌的信息判断，有的项目超出计划竣工期两三年之久。由于停工时间过长，很多指挥部办公室大门紧闭，难觅人影。

　　夏邑县是豫东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该县骆集乡香太楼村党支部书记彭志愿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为了让农村就近实现城镇化，乡里不再给农民新批宅基地，谁家要盖新房，必须到乡政府所在地的双联中心社区买房。

　　在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玉田原先居住的平房有180多平方米，还有个院子，拆迁后只换了一套75平方米的楼房、20多平方米的车库，而且又搭上了6000元钱。“不住楼也不行，没办法，干部老是逼着我们，胳膊根本拧不过大腿。”

　　半月谈记者在各地调研了解到，一些实施撤村并居的农村居民存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明显不适应。不少村民仍从事农业生产，却要走出社区很远种田，没地方饲养牲畜、存放农机具和晾晒粮食，地下室储粮抬上抬下很麻烦。

　　一些农民上楼入住新型社区后，收入不见增长而生活成本增加，对此颇多怨言。他们透露，不少社区要以农房和宅基地补偿后差价购买，通常要花数万元到20万元。

　　河南夏邑县香太楼村民崔秀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村里自己翻盖一栋楼房10余万元就够了，在双联中心社区买一套房子，再优惠也得20多万元，靠种几亩地和打零工的收入，实在承受不起。

　　山东夏津县齐庄村村民齐秀亮说，齐庄村有310多口人，虽然不少人已经搬进楼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内。今年60多岁的齐秀亮，原来有260多平方米的平房，还有一个院子，但按照村里拆迁补偿的规定，拆除后只能给150平方米的楼房，还是在5楼，并且每平方米还要再交三四百元。他感觉不公平、不合算。

　　地处皖北的濉溪县孙町镇陈楼村，距离淮北矿业集团童亭矿区直线距离不过5公里，早在2011年该村便作为煤矿塌陷区纳入整体搬迁安置计划。按照规划，新村以农村社区的新模式建设在离旧村不远的地方，目前已基本完工，等待村民摇号选地基。但该村付家庄90户430余位村民因安置补偿标准过低，拒绝搬迁。

　　“谁都知道社区的环境好，交通也方便，但是，住在社区花销也大，水啊，电啊，菜啊，哪样不得花钱？自己在村里，房前屋后撒把菜籽，一年的青菜就不用花钱了。”陈楼村一位村民说。

　　在河南遂平县嵖岈山镇魏楼社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不少已经搬迁的村民甚至“住着楼房烧地锅”。徐尧村村民东洪涛算了一笔账：全家5口人，如果用煤气做饭，一月一罐就得120元。配合烧地锅后，一罐煤气可用3个月，这样每月好歹能省下80元。

　　除了争议较大的安置补偿、上楼生活成本外，一些农村社区的相关配套，距离真正的社区还有不小的差距。

　　安徽北部某市提出从2014年起到2016年底，80%的乡村两级完成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硬件设施建设；计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农村社区全覆盖，农村新型管理体系逐步形成。然而，记者在该市县乡采访时，多位基层干部表示，对这一目标缺乏足够信心。

　　让村民无比头疼的更有搬迁之后的就业问题。“如今镇里不少新村空心化严重，缺乏产业支持。”安徽临泉县瓦店镇副镇长雍磊告诉记者，该镇及邻近村镇普遍缺少乡镇企业。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实施“镇村联动”模式，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社区依然是空心的。

　　该村大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留守家中的多是妇孺、老人，以农业种植为生。社区按统一标准规划，农民的庄稼地却一再压缩。“口粮地没有了，要我搬进新家做什么？”68岁的五保户村民赵清九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