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去留存争议

　　放开二胎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对于生育二孩的家庭不应再征收社会抚养费。各地这一收费标准不一，从数万到数十万，令生下多个孩子的家庭负担沉重。

　　社会抚养费，指的是对没有按规定生一胎，超一胎或二胎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对农民征收的一种税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它叫做“超生罚款”，1994年改为“计划外生育费”，部分省称之为“社会抚养费”。

　　2015年3月，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6位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制度，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

　　但杨文庄7月10日表示，社会抚养费制度仍有存在的需要。杨文庄说，去年，国家卫计委曾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做了一些修改，准备上升为国务院的条例，并通过国务院法制办在网上向全国公开征收意见。至于修改后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办法》何时能够实施，“我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曾指出，社会抚养费年规模在200亿到300亿元之间。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计算，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

　　然而，社会抚养费究竟是行政罚款还是用于补偿社会资源的行政收费，一直没有清楚界定。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授权地方政府制定社会抚养费具体征收标准和办法，赋予了地方极大的自由裁量权。

　　巨额社会抚养费的另一问题是，去向成谜，甚至成为滋生腐败和产生权力寻租的温床。其中不少社会抚养费被返还给基层计生部门和乡镇政府，甚至被明文规定为计生人员的奖励。吴有水曾于2013年7月曾致信31个省份要求公开社会抚养费数额和用途，仅24省公布总数，但用途仍不详。国家审计署2013年曾对45个县的社会抚养费进行了审计，结果显示，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挪用截留及“返点”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指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蕴含着错误的假设：孩子生育多了，是整个社会在为他抚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认为征收社会抚养费“非常荒唐”。

　　谈及征收社会抚养费，上述河北省某基层计生干部告诉财新记者，令他们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在国家正式实施单独政策和地方实施政策之间出生的孩子”。他介绍，对于他们基层工作人员来说，“任何非中央下发的文件都不具参考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2013年12月28日放开二胎，但是河北省的政策始于自2014年5月30日。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指出，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的执法越来越严，越贫困的地方征收的越多。“征收社会抚养费占据基层干部很大工作量，这也许与经济下行，需要补充财政有关。”

　　吴有水对财新记者表示，全面放开二胎时，必须考虑单独二孩的政策执行镜鉴，甚至不能使用单独二孩的模式。

　　计生干部面临转型

　　2013年全国“两会”后，计生改革迈出第一个实质性步伐——与计生政策相伴相生30年的原计生委被正式撤销，并入卫生部，成立新的卫计委。有分析认为，撤并计生委，从组织结构上为停止计划生育取下了紧箍咒，也消除了利益部门的阻力。

　　吴有水介绍，全国目前在编的计生人员约有40万至50万，不在编的社区和村庄计生人员大概几百万。不少人认为，一旦取消计划生育，消化这50万在编人员并不容易，这也被认为是取消生育控制的政策迟迟不能推行的重要原因。

　　不过，卫计委培训交流中心的主任蔡建华告诉财新记者，计划生育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国家仍将执行有计划的生育。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计生部门“仍有事情做，仍需要管理”。他认为，会有一部分计生部分人员将工作转到提到人口素质上去。

　　当今中国人口红利趋减，上百万计生干部面临职能重心调整。蔡建华思考的出路是，“想要维持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一代的中国人必须更聪明”。而如果中国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创新驱动为主，避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上述河北基层干部则认为，“放开二胎就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噩梦的开始。”因为人口管控难度增大，“计生工作人员的工作将更加辛苦，而非需要转型。” 除了人口管控统计，还包括再生育审批、征收社会抚养费、自愿不要二胎审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申请二胎的育龄妇女年龄和小孩年龄间隔审理等。

　　不过，吴有水律师却认为，这类工作量增加，没有法律依据，“纯属自找”。吴有水指出，公民可以做主的，就不再需要行政许可。

　　为数庞大的计生人员何去何从，能否顺利完成转型，从“控制”走向“服务”，目前仍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