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的小儿子顾叶，已经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入读2年，但顾强嫌该园教育质量不佳、没有进行英语教学，打算在新学期转到该县另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每年要交1700元的学费，此外还要多交1000元的择园费。

　　顾强告诉笔者，他被认为是从雍村里走出来的几个为数不多的有出息的人，选择送孩子去那些在其他村民看来收费甚高的学校就读，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学校教学质量确实高——城里人挤破了头也想进入这些学校，自己虽然是农村人，但也希望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另一方面，作为“有出息”的村里人，村里的熟人都看着，说你在城里挣了这么多年钱，怎么还舍不得像城里人一样送孩子去读好学校呢？

　　顾强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家里这几年过得特别辛苦，有时也是硬着头皮去“绷面子”。但这样的苦日子最多也就再坚持5年，大儿子如果本科毕业就能去从事机器研发工作了。

　　36岁的张泽军是雍村相对较晚的一批外出务工者之一。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乌鲁木齐从事建筑工作2年了，妻子在家务农，家庭年纯收入约为2.4万元。

　　张泽军告诉笔者：“几年前，村里的学校被撤，准备并到乡里的学校，乡里和学校来做工作：撤并了好！并到乡里的学校，质量就跟城里一样了，娃娃以后就能考上大学有出息，不像我们一样种地了。当时我是很支持的。”

　　2011年张泽军到外边打工，这才知道：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距这么大，简直是天上地下。平时与工友聊天，大家都说只要有条件就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

　　老家的县教育局规定只要能够证明在本地有合法收入与固定住所(包括租房等)，即可申请就近入学。在与妻子商量后，张泽军让妻子带着孩子到县城租房，同时妻子到县城里一个本村亲戚开的一家小饭馆里做洗碗工。利用这种租房合同和用工合同，再加上一些社会关系，2012年，13岁的儿子张阳进入全县排名第三的公办学校——仙镇初中学习。

　　张泽军直言：“那些村民家里娃娃成绩好的，都要把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我们家娃娃成绩不好，更要送到城里去读书。只有这样，周围人觉得你才算混的好，否则人家要笑话。”

　　张泽军也承认，县城里各方面开支都很大，确实过得很辛苦，但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与出息相关的选择性教育致贫是合理消费

　　笔者调研发现，在雍村从事农家乐经营的村民家庭，事实上年纯收入会达到3万元左右，但他们并没有被村民公认为是有出息的。

　　笔者采取随机原则对雍村132位村民关于“怎么才会被认为出息”的问卷调研中发现，能赚钱确实是有出息认同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是充分条件。比如雍村的张亮夫妇，两人从事农家乐经营，并进行柑橘种植，年纯收入在2.9万元左右，但村民并不认为他们有出息。

　　笔者在追问的过程中发现，很多村民提到张亮夫妇赚这么多钱，却只让孩子在乡里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寄宿就读，他们认为相对于张亮夫妇的收入来讲，这是一件没有出息的事情。但对那些家庭收入水平较低，而把孩子送到隔壁乡镇就读的村民，反而被大家公认是有出息的人。那些收入并不高却能够把子女供养到大学毕业的村民，更是被作为有出息的人，而在雍村中口耳相传。

　　尽管在物质收入上处于短缺，但这种村落中以“有出息”为显相的“面子”，却是谁也不能不顾及的村落舆论。家长按照送子女入读学校的等级层次，也被私下划分为一个与出息与否相关的高低等级序列，尽管这种分化相对于村民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言，长期处于被统计无视的隐匿层面，但它确实构成了村民们相互标签化的一个日渐趋盛行的分类标准，以至于选择性的教育致贫，被认为是一件与出息相关而无论怎样都合理的消费。

　　相比于城市里通过服饰、名车、住所等符号因素而标签形塑的最小差异化身份区隔，在农村里通过对子女教育的不同消费选择，更容易形成一个在认同度方面高低差异明显的区隔性身份序列。

　　底层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

　　这样的情况在笔者对该县蜀镇中学的调研中得到了证实。

　　蜀镇中学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全县排名第二，仅次于县实验中学，却仍然留不住学生，一部分学生去了县实验中学。但让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更为不安的困惑是：城关镇另一所中学的教育教学质量明显不如蜀镇中学，中考的升学率也不比蜀镇中学高，为什么还有更大一部分生源去了那里呢？

　　最后蜀镇中学的校领导和老师们一致认为：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乡镇，而城关镇中学距离县城仅有15里，所以很多家长才会选择把子女送到城关镇中学去就读。另外，最近几年，县里宣传比较多的“城乡统筹教育综合改革”和“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概念，对我们这种地处乡镇的学校非常不利，它们夸大和渲染了城乡的差距，武断地确证了农村学校不如城里学校，很多家长也就此断定乡镇里的学校不可能比县城的学校好。尽管数据显示，每年我们排名全县第二，但还是有很多家长觉得我们在说假话。

　　另一方面，乡镇的家长觉得义务教育阶段都免费了，认为不给钱就入读的学校肯定不好，所以挤破了头也要到县里上实验中学，即使去不了实验中学，也要想办法把子女送到县城里的其他学校。这些学校虽然说是就近入学不收取费用，但面对这么多从其他乡镇涌入的学生，他们很难真正免费，但很多家长反而觉得只有收费的学校质量才好，于是进一步催生了家长找关系去县城择校。

　　家长们现在相互攀比，觉得蜀镇中学90%以上都是农村来的学生，就片面认为习惯不好，镇上的很多家长就送子女去县里读了，农村里的家长看到镇上的家长都送孩子到县里读书，就认为镇上的家长肯定比他们更清楚学校的教学质量，于是纷纷也攀比着进县城。如此一来，孩子进县城读书的家庭重心就越来越下移到农村，以至于蜀镇中学现在近95%都是农村学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贫困学生，生源水平也越来越差，而县城的学校则有更多的机会择优。很多没上县城的学生才留到蜀镇中学“就近入学”，蜀镇中学老师很不容易才能获得全县第二的教学水平和升学质量，可越来越多的老师却觉得没有成就感，因为生源水平每况愈下。

　　虽然教育的选择性致贫现象日益严重，但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事实上，越是处于偏远贫困的地区，教育教学资源就愈加显得贫瘠，类似于蜀镇中学这样的虽然地处乡村但教学质量还不错的学校确实如凤毛麟角。

　　从雍村的情况来看，相对于底层的无力选择，教育所形成的选择性贫困被认为是很幸福和有出息的事情。但无论是真正的农村底层，还是具有一定选择性消费能力的农村中上层，在无力选择或选择性致贫的消费性因素作用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裂难以避免地致使农村社会底层心态不断蔓延。

　　(文中人名、县及县以下地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东北师大教授邬志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刘怡然与作者的多次讨论)

　　(李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