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又被推上头条了，从早上开始亲人、朋友发来的微信，转发的朋友圈再一次提醒我，我事前预料的事情会发生。前天，我先生删除了一条微博评论，内容大体是：“桑瘫子，刘老大已经准备新的材料了，这回你会被……”。我一直不想说太多，我认为法律可以带来公证，但正如同我自己的经历一般，这世界上什么都可能发生……

2012年我们对海明律师提起诽谤的诉讼，更换新的律师。对美国比赛主办方的诉讼，结果因15年的时间太长，法官认为过了追诉期，而不能立案，就这样我连告美方讨个公道的机会都彻底没有了。

剩下的美籍华人被告，一直以来是案件当中关键性的人物，自从我受伤后就被“监护”，很多我受伤后的事情和他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监护人？美国法律要求的吗？我的母亲和父亲在我受伤后第一时间到了美国，为什么我还需要监护人？我的保险和基金一直是由这两位管理多年，直到2008年！到底是什么？让我自己也不能相信起初对我这么好的两位长者，在整件事情中确是如此这般。

我为什么背上了忘恩负义，农夫与蛇的骂名？（我会持续更新这个现实故事）

言归正传说说我现在想说什么！

新华网是新华社，我是什么？

近日一篇新华网的未署名记者姓名的新闻，标题为《“撤垫子”指控没有根据——桑兰摔伤真相调查》

我通篇看完了新闻，没有任何感觉，因为我已经麻木！从2011年6月我到纽约提起诉讼开始，新华社特约报道员李大玖随即上任，我清晰地记得她曾经来机场亲历了我到纽约。而在前任律师海明那里也多次见到她，记得海明曾亲口告诉我她问过海：“你替桑兰告，你经过谢晓红同意了吗？”那时候我们对身边的记者并没有防范，但之后与保险公司的和解会议和协议签署完，海拿着和解协议告诉外界消息的时候，她居然上前抢夺这份被双方认可的《保密协议》。而当一切有利于我的时候，在场的她面色十分难看，甚至让我看到了她在那一刻的表情，那天慌张的她把录音笔落在了海的办公室。之后的事情，大家可以把“新华社”+“李大玖”+“桑兰”通过搜索引擎搜索，在这位记者的笔下，我“或被联邦法院法官惩罚”“桑兰滥诉”“律师要受到惩罚”……这样的文章一箩筐。但是，法庭的命令是这样的吗？法官作出判罚了吗（不能总拿助理法官的建议说事好吗）？法庭原始文件在哪里？有没有拿出来？

相反，法庭对被告律师所提出的诸多惩罚、撤案动议给予了驳回，可这样的新闻怎么没人替我写呢？美国法庭打来打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正常，是那个国家对抗性法律诉讼的一大特点（看过有关美国法律电视剧都应该清楚）。甚至，让我不解的是被告刘先生要出书，而李大玖自愿报名成为编辑，还在美国的网站上给我写《致桑兰的公开信》。这让我真的搞不懂新华社李大玖你到底要干嘛？你和被告是什么样的关系？难道她只热心于我告了我的监护人而热心地“铲除”我这个被你们称为不齿的人么？记者、公器、新闻人是这样带有偏见的吗？

李大玖的搭档曲北林两位老师你们又要表达什么？你们的笔是国家社，是喉舌，是代表的整个国家啊！此篇报道在新华网并没有署名是曲北林，但在供稿系统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名字。

简谈此篇报道

我不想再回到从前，回到98年的那个噩梦的一天。控诉美国主办方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我认了，我还要生活下去，生存下去。可案子在2014年就已经因为我生完孩子的身体原因息诉了，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又再次拿出来晒？

你们说找到了我在2012年没有找到的证据，可是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那盘录像，我们通过律师、亲笔信始终到今天没有得到它，而今天杰克卡特却让我联系他亲自去拿？为什么？更何况对美方的诉讼已经过期。录像带对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真是不想看，甚至看那截图的时候我很不舒服……但，希望卡特还是公开吧，即便我不再想看到它。

通过这几个截图，的确贝鲁站在跳马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时间站到这里。我是当事人，在17岁时我不懂如何保护自己，但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的教练，虽然我的叙述和那个时候我的知识、文化、语言表达能力让被告认准我的叙述是虚假的，好找到这个点来进行“定点清除”。但，新华社记者并没有拿出完整的视频，也没有走访各个方面，更没有来采访过我，就轻而易举的得出重大结论——桑兰17年指控没有根据。（在法律层面上，指控一般指刑事案件，而并非民事。）

没有采访任何一方，仅仅是被告刘老大提供的美国专家的动作分析和他自己的博文，就断定没人撤垫子？这个报告是新华社记者找到的吗？录像带全程你们看过了吗？你们有没有采访过拍录像的杰克卡特教练？既然他留下地址和电话，记者就不能去给他个电话问一下吗？

如此结论，你们有没有采访过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其他专家？影像和摄像方面的专业人士？听听专家的看法，或者问问我当场的教练刘群林刘导和各位队友，难道写篇新闻调查就这么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