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澳门12月17日电(记者刘畅) 在澳门特区全国政协常委廖泽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巨大的资料柜,里边摆放着这位5届“老政协”20多年来研究、撰写的有关澳门水域问题的资料与文案。这一排排文件夹也见证着澳门水域勘界问题,由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转而成为澳门“发展新契机”。

“上世纪80年代,在中葡谈判和澳门基本法起草时期,中方已经注意到澳门习惯水域的划定问题。但当时是澳葡政府管制时期,不宜与殖民当局讨论水域管辖界线的问题。另一方面,当时时间非常紧迫,水域问题不影响澳门的回归与平稳过渡,因此对澳门习惯水域的界线划定就搁置了下来。”见证并参与了澳门回归历程的廖泽云对新华社记者说。

今年65岁的廖泽云曾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回归后一直担任特区行政会委员。他坚信,澳门的习惯水域界线在回归之前没有明确,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必将得到妥善解决。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同日,朱镕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域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维持澳门原有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不变。”

“回归后,新成立的特区政府紧锣密鼓地处理各项事务,海域问题一直没有提上日程。随着2009年第三届澳门特区政府开始施政,澳门经济、社会进入平稳期。行政长官崔世安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希望明确澳门水域范围的想法,认为向中央提出这一意愿可以提上日程了。”廖泽云说。

2011年,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

在同年举行的两会上,廖泽云首次提交了《澳门海域保护、管理开发的提案》,以书面形式建议中央为澳门划定海域管辖范围。

“澳门实现适度多元发展,最大的瓶颈就是土地问题。”廖泽云说,如果澳门有了属于自己管辖的水域,可以考虑通过一定程度的填海实现功能区的分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澳门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地理空间问题,同时发展海洋科技、海洋旅游、海洋文化等产业,实现中央提出的“适度多元”要求。

廖泽云的这份提案获得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国务院港澳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后,随着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对澳门习惯水域管理范围研究工作的开展,廖泽云等澳门特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澳门特区全国人大代表,继续通过提案等方式,对勘界工作和澳门发展海洋经济建言献策。

2013年,国家海洋局等单位对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有关划定澳门水域的联名提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回复。“国家海洋局在回复中特别提出,划定澳门水域管辖范围,有助于澳门特区政府有效行使职权,对促进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澳门水域管辖范围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特区政府的发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清晰地划定澳门水域界线很有必要。”廖泽云介绍。

2014年初,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希望划定澳门的习惯水域管理范围。经有关部门的前期调研和论证后,2014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庆典活动时宣布启动明确澳门习惯水域管理范围工作。

2015年12月16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草案)》正式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根据该草案,澳门特别行政区管理海域从澳门陆地向东、南方向划定,面积为85平方公里;在粤澳陆地界线方面:将关闸澳门边检大楼地段划入澳门特别行政区;鸭涌河段除部分河段以鸭涌河南岸为界外,其余以鸭涌河中心线为界。

回想起多年来为澳门水域勘界奔走的过程,廖泽云最大的感触是“对基本法的深入理解,是解决澳门发展问题的唯一路径。”他说:“明确澳门水域范围工作开展之初,有人质疑这件事是不是违反了基本法。但在中央的支持下,这件事已经实现了,而且成为一个落实基本法、依法治澳的成功案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对基本法的理解和实践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1993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迄今已担任全国政协常委8年的廖泽云笑称,水域勘界的工作完成了,自己可以退休了。不过他坦言,对成立仅16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来说,以大海为起点、向海而兴的重任刚刚挑上肩头。

“权利意味着义务。澳门需要尽快完善海洋规划以及相关立法工作,并以此为契机深化区域合作、融入国家发展之中,以历史的责任感为国家管好、用好这片海。”廖泽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