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有光先生111岁生日。周老的一生堪称传奇：他学术跨界，49岁转行语言学，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家庭美满，娶了九如巷张家四女儿之一张允和，和沈从文是连襟；他笔耕不辍，106岁还出新书《朝闻道集》，110岁生日时最为系统和完整的口述史著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出版，同时他85岁以后专业之外的著作，也结集为《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年文萃》面世。

在百年人生中，周有光先生经历过两次事业转向，涉足了三个专业领域，成就了其“有光”的一生。他早年主修经济学，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5年奉命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88年离休后，转向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潜心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探索，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

“世界公民”是怎样练成的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考取上海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校园语言是英语。课程用英文课本，由外国老师用英语授课。教师指定的课外读物，常有《大英百科全书》的条目。圣约翰大学的两年教育，奠定了周有光世界主义的基础。尽管因“五卅惨案”的爆发，他转入光华大学，但其思想底色却已经牢固形成。在周有光晚年所写的《圣约翰大学依稀杂忆》一文中，可见他对圣约翰大学的一往情深。

1933年，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并去日本，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次年回国后，一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面在江苏银行任职。1946年12月，进入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受公司委派，去美国纽约工作。因为工作不重，他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选听了一些课。此外，他每天晚上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看书、自修、研究问题到晚上十点钟闭馆之后才回家。在美国时，周有光经常在假期中出去旅游，他旅游主要是看美国的经济建设。此外，他还研究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及凯恩斯经济学。1948年，周有光被新华银行委派去伦敦联系业务。周有光和张允和到达英国后又走访了法国和意大利，见识了当地共产主义政党的活动。

作为“世界公民”，周有光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绝非偶然。这与他思想底色的形成，思想观念的开放，以及频繁出国对外部世界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世界历史、文化、宗教的认识、思考与研究及一百年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在周老看来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由教育部和文改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有光受邀与会。这个机构，就是现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经过副主任胡愈之做工作，周有光同意改行到北京来做语言文字工作。

文改会成立之后，内部设立了第一、第二研究室。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汉字简化。周有光做第一研究室的主任，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这里指的是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要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就要知道世界各国文字的情况。为了给中国文字研究拼音方案做参考，周有光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字，并在《语文知识》杂志上不断发表研究各种不同文字类型的文章，后来编成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简单地介绍字母的历史。周有光得出结论，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

当时，苏联在推行否定拉丁字母的“斯拉夫字母化”，周有光等人研究汉语拼音方案时，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劝他们不要用拉丁字母。后来，又有苏联教育部一个副部长到北京，向陈毅副总理建议采用俄文字母，“中俄联盟”。陈毅告诉他，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经过三年的时间，从多方面研究之后才定下来。到了1958年，这个修正草案就在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里面通过了，后来又成立一个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这是高一级的委员会，这个审定委员会也通过了。这样才拿出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正式公布。从1958年的秋天开始，汉语拼音在小学里开始推广。

有专家估算过，汉语拼音不仅使汉字有了规范的读音，还使学龄儿童能够提前两年阅读。曾经有人给中国的第一位拼音方案先驱卢戆章写过这样一幅对联：三十年用尽心机，特为同胞开慧眼；一旦创成字母，愿教吾国进文明。从清末的卢戆章到赵元任、瞿秋白，一代代语言学家试图敲开汉字的壁垒，开启民智，引进文明。而到了周有光这一辈的手上，困扰了中国一百多年的用以辅助汉字的拼音方案终于尘埃落定。

从《汉语拼音方案》推广之日起，争议与质疑就不曾停歇，有人说：“如果秦始皇采用拼音，中国早分裂成几十个国家了。”还有人指责方案“毁灭华夏文化”、“数典忘祖”。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依然存在。周先生却十分理解：“这是传统文化面对外来挑战时必然表现出来的自卫本能”。今天，时间最终证明了拼音这座“文化桥梁”的科学性、实用性。不仅中国需要拼音，外国也需要拼音，拼音属于世界，这架“穿梭机”往来东西，沟通中外。

由于从事《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以及文字改革工作，上世纪80年代，周有光先后去香港讲学，去夏威夷参加国际会议，去美国各地旅行和讲学，并重访了纽约。早在这个时候，美国已经有几十所大学的图书馆通过电脑网络连接起来，用电脑检索图书资料非常方便。这使周有光大开眼界。频繁而深入的出国和对外交流，使得周有光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1989年离休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106岁时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周有光晚年文化思想是其一生丰富经历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亲历百年中国的历史产物。他历经晚清、北洋、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历史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四朝元老”，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促使他思考中国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与文化问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在中国百年历史经验的促动下，晚年的周有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思想。

关于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周有光提出了“双文化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拾贝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6页。）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并列的，是“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百岁新稿》，三联书店，2005年，第41页。）国际现代文化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更包括社会科学。周有光的“双文化论”认为，地区传统文化与国际现代文化并不对立，而是并行不悖、彼此交融的。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其中有价值的成分融入并构成了国际现代文化，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便是对国际现代文化的历史贡献。地区传统文化丰富了国际现代文化，国际现代文化提高了地区传统文化。

周有光先生是一个老盟员。民盟中央领导拜访周老时，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参加民主活动的情形和加入民盟的往事，对人物、时间等细节的记忆十分真切。周老还是群言杂志社的老作者，自创刊来，他坚持为《群言》写文章。“《群言》杂志是胡愈之先生创办的，创办时找了20个人写文章，现在19个人都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他笑着说，“上帝糊涂，把我忘掉了”。

在观察中国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现状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发现，中国的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一批老知识分子，而不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撑起了新启蒙的旗帜，周有光就是其中的一位。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周有光先生是高寿作者之最，他不仅是出版界的奇迹，更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迹和骄傲。古人说，仁者寿，智者乐。周有光先生是一位仁者，也是一位智者，他是知识界的一个榜样，也是健康幸福生活的楷模。

今天是周老的111岁生日，让我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周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文字根据相关报道综合整理。图为2005年7月，周老在《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摄影：张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