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中，王泉林感到了极大的乐趣：“现在开着插秧机插秧，就像打游戏一样，非常过瘾。”从耕田、播种，到打药、浇水，再到收割、晾晒，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在田里劳动。2014年，他的纯收入有10多万元。当年秋天，收割好水稻、种上油菜之后，王泉林就开始了自己的旅行。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觉得很充实、很满意。因为经营得好，王泉林建立起了信誉度，周围很多外出务工的人都会找到他流转土地，“老百姓既不想卖房，也不想卖田，让别人种着，不撂荒就行”。因为经营的规模大了，购买农资时王泉林也有了谈判的能力，“现在肥料、种子都是别人送上门，找我的农资商像竞标一样。”

像王泉林这样的农民并非个别现象，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4个种田大户。

2000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年轻人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了发展的空间。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造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城乡之间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里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里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关键的是，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让留在村里的农民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更高）的收入。像王泉林这样无法外出务工的人也因此能够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的繁华让人觉得那里的农村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但到了那里才发现，即使在上海，也有很多破败的乡村。

不过，与中西部破败的农村不同，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进城，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上海破败的农村隐藏着许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上海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产生了与“农民工”一词相对的“农民农”的概念。

他们大都是夫妻或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或种菜。有的人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漂泊几十年后回到故乡。

李新雨的家庭就是众多漂泊的家庭之一。

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1994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和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30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忙到头，没有雇工，每亩地纯收益2000多元。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另外一个村，在那里又租20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元开了煤球厂，专门给小摊小贩供应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10年。后来，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李新雨家里已经攒下了二三百万元，他们又借了100多万元，向村里租了15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7000多平方米，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15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元。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手续不全，仓库被定性为违章建筑，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700多万元的拆迁赔款——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赔偿数目则在1000万元以上。

赔偿款在家庭内分了之后，父母回老家养老，剩下李新雨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每年收入四五十万元，还在那边买了房子。李新雨也带着自己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现在每个月的收入两万多元。但李新雨还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找一个地方种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