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雨已经在上海打拼了20多年，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同时出来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成功者。尽管如此，李新雨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农民，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简直比登天还难”。

李新雨2001年结婚，娶的是老家的媳妇，婚后生了3个小孩，两个大的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孩子们原本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但到了儿子读初中的时候，妻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读高中，也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李新雨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就更没有机会买房了。

李新雨觉得自己现在非常矛盾：因为超生，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买房，现在一家人分居两地，他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另一方面，李新雨已经不适应家乡的生活，他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的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3个典型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可能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等，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过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他们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能在哪个地方稳稳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

四川崇州的苦婆婆

在四川崇州调研的时候，我曾在田间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撒化肥。因为要问路，我就站在那里与她寒暄了几句，不曾想到几句简单的问话却引出了阿庆嫂家曲折复杂的故事。

阿庆嫂今年50多岁，丈夫在两年前就去世了，她现在和开出租车的儿子、“儿媳妇”及孙子、孙女生活在一起。阿庆嫂是从四川德阳的山区嫁过来的，很能吃苦，丈夫是个老实人，但不够勤快，家里家外主要靠她一个人张罗，闲暇之余，她就到乡镇跑三轮车赚钱补贴家用。生活的艰辛已让阿庆嫂满头白发。

儿子今年30多岁，离过一次婚，和现在的“媳妇”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但是一直没有领结婚证。阿庆嫂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家庭琐事，只是偶尔会找一个和她一起跑三轮的妇女诉说。说起自己做婆婆的命运，她时而紧蹙眉头苦笑，时而欲言又止，时而又忍不住骂上几句儿子不争气、“儿媳妇”太懒。说到伤心处，她老泪纵横。

儿子的第一任媳妇是阿庆嫂娘家的亲戚介绍的。阿庆嫂觉得自己是山区人，很能吃苦，儿媳妇自然也不会太差。

婚后，儿媳妇的各种坏习惯都暴露出来，不仅懒惰、不干活，还天天出去打牌。只要儿子在外面赚了点钱，一回到家，就会被儿媳妇“大扫荡”，如果儿子钱赚得少了，则会引起儿媳妇的不满：“还是个男人吗，挣这点钱，连家都养不起……”

就这样，家里的矛盾日积月累。

如果阿庆嫂和儿子劝说几句，女方就开始闹着要离婚，最后阿庆嫂的儿子实在忍无可忍，心意已决地要和她离婚时，女方又闷不作声。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了两年，两人终究还是离婚了，两个人生育的儿子归男方养。

母亲主导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儿子的心底对母亲滋生了抱怨，阿庆嫂心里有愧，也不敢再对儿子的婚姻有所干涉。

阿庆嫂的儿子在崇州市跑出租车，经人介绍，他和现在的“媳妇”阿芳认识了。

阿芳有过一次婚姻，她把女儿一起带过来，此后阿庆嫂家里就更加“热闹”了。

阿芳不像前儿媳那样天天外出打牌，恰恰相反，她天天在家里看电视。“除了电视机，在电脑上也看电视，拿着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看电视……”阿庆嫂一提起来就显得一脸无奈。

于是阿庆嫂每天的工作也就变得更加忙碌了，每天早上做好饭，照顾孙子、“孙女”吃饭，骑着三轮车送他们去上学，之后就在乡镇里跑三轮车接送客人赚钱，中午把孩子接回家，做饭、洗衣服，下午再继续工作。但是“儿媳妇”对这些不管不问，只管自己“享清福”。阿庆嫂觉得这些都可以忍了，但是“儿媳妇”竟然还有意无意地嫌弃婆婆吃得太多了，每每总是怪声怪气地说：“钱没挣多少，饭量倒是见长了，怨不得这个家穷。”这让阿庆嫂非常气愤。

阿庆嫂一遍遍地感概：“现在社会颠倒了，社会对人的影响真大啊，老的是小的，小的是老的。”

阿庆嫂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但她放不下孙子，也心疼儿子，这种家庭关系束缚着她，也折磨着她，想解脱谈何容易。无奈的时候，阿庆嫂偶尔会对人诉说：“我现在还年轻，出去打工的话，随便一天都可以赚个100元，自己生活得自在，又何必在家里受他们的气，要不是挂念着我的孙孙，早就离开了，管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社会转型期的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婚姻伦理逐步消解，婚姻责任与义务不断弱化，在讲究个体生活体验的影响下，夫妻关系变得像江湖关系一样“快意恩仇”——闪婚、闪离。堕入了伦理危机的婚姻家庭结构使得子女不得不承受父母离异的苦果，与此同时，这种危机又让老一辈父母忍受煎熬。（刘成良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