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30余年，约25年都在重症监护室里奔波。这里，布满监护仪、输液泵和呼吸机，紧张、压抑的气息四处弥散———但凡被送来的患者，都已命悬一线。

有天晚上九点多，一位孕妇被送来抢救，因为妊娠合并大出血，生命垂危。当时，我和同事们刚刚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上一场手术留下的汗水还没来得及擦干。但大家没有任何迟疑，本能地行动起来，推着患者一路小跑奔向急救室。看着同事们被汗水浸透的白大褂，我心中不由闪过一丝怜惜——一年365天，没有白天黑夜，只要患者需要，任何时候都是工作时间。因为怕上卫生间耽误了对患者的抢救，大家平时连水都不敢喝个痛快。

患者还有意识。我握住她的手说：“你一定要坚持住，要配合治疗。这样，你才能保住自己，保住孩子。”我看到，当患者听到“孩子”这个词时，眼睛里闪现出一丝光芒。我感觉到她轻轻回握了我的手，对于十分虚弱的她来说，一定是使足了气力。

她的信任让我感动。虽然重症监护室拥有全医院最齐全、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患者都能在这里起死回生。毕竟，医学只是一门科学，不是神学。也正因为如此，在对抗病魔甚至死神的时候，最需要医患的彼此信任，相互扶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期待生命创造出奇迹。

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患者始终徘徊在死亡边缘，但我们的治疗方案，一直得到了她的全力配合，这让我们能心无旁骛投入治疗。同时，我也相信，是“保住孩子”的信念，最终让这位准妈妈熬过了最危急的时刻。

没有医生不想把病人治好。可是有些病人和家属就是不相信——“我是花了钱的，你必须给我治好!”“你这是过度诊疗吧？”手术失败了，“是不是因为没塞红包啊？”“是没托人和院领导打招呼，病人才出现并发症的吧？”面对这些怀疑，有时真是有口难辩。医疗过程本身有太多的未知和不确定，我们不能用结果去评判过程。更何况，生命的价值，永远无法用对与错来衡量。

我很怀念当年非典时期那种纯净的医患关系。

2003年春，非典疫情迅速扩散，传染性之强和病死率之高令人恐慌，更要命的是，起初谁也说不清它的发病原因和传染路径。社会上对非典病人避之唯恐不及，一些医院也出现了医护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的情况。

当时，我们医院是收治重症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我记得，有位女护士要上第一线，而她还在哺乳期。在走廊拐角处，我听到她在低声啜泣。嗷嗷待哺的宝贝哪里离得开妈妈？更何况，谁知道进去了还能不能出得来。过了好一会儿，稍稍平静下来的她给家人拨通了电话，声音断断续续。其实我也刚给耄耋之年的母亲打过电话。我说：“妈，儿子要上‘战场’了!”解放战争年代曾在战场上救护伤员的母亲只轻轻说了句：“去吧，儿子，咱家没有在战场上退缩的。但是，你一定要给我好好地回来！”我的眼泪，就是那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从早春到初秋，疫情从肆虐到消散，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定点宾馆之间的小道上，我能看到隔离区外路人对我投来的目光。那是崇敬、信赖和牵挂的目光。经常，在医院的大门口，会有素昧平生的人送来鲜花和水果。有时，上面还会夹张小纸条：“白衣天使，保重身体，我们需要你们！”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死神环伺，可又算得了什么？因为，我体会到什么叫“众志成城”。

可近年来不少人对医生充满了怨气，频发的“伤医事件”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作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心。

医学永远是不完美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坦然面对。我一直记得自己曾经收治过的一位肝癌晚期、肿瘤破裂出血的患者。虽然经过抢救，暂时稳定了他的病情，但他已经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清楚地记得，当天晚上，在回家途中，我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底祈祷，祈祷那位患者能有奇迹出现，能够健康回家。

30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医学家林巧稚曾说的那句话：“永远走到病人床前去，面对面地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于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当我们在病床前面对面时，我的医生同道，还有亲爱的患者，让我们彼此信赖，共同直面生命、直面医学、直面自然，好吗?

（作者系中日友好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国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全国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