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制度及其机构在我国古代早就以初级的形式出现，如门客、养士、谋士、师爷、幕僚、幕宾、言官、谏议大夫以及翰林院等。“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被后世追溯为中国最早的“智囊团”。唐朝开辟翰林制度，开启政府制度化、规模化使用“智库”之先例，为后世诸政权所承袭。

明朝的时候，言官制度发展至顶峰，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政治地位极为突出。智囊以其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甚至直接参与决策，以聪明才智辅佐君王，也影响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进程。

凭借在自然地理、天文历算、农经医学、军事谋略等方面的特殊才能，古代智囊以智辅政、以智启民，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君王决策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行性，其中一些著名人物甚至推动着文明的进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战乱年代，每当遇到分裂割据或王朝更替，号称“一身所有皆是智算”的智囊，就会在推进国家统一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每当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时，雄踞一方、欲得天下者大都比较重视智囊的建议，并充分加以利用，智囊的神机妙算与雄才大略也因此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一旦天下平定以后，智囊又时常会受到种种限制而难以发展，唐、宋、元、明、清的王朝更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时的中央集权体制使皇帝一人掌管军事、政治和经济等一切大权，遇到明君则天下太平、百业兴旺；若是遇到个昏君，难以驾驭治国之道，就有可能将政权旁落至如宦官之流，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较为黑暗的时期。因此，政治的开明化、规范化以及政治制度的有序化，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智囊群体的辅佐。

古代智囊大多是从爱国爱民的角度来辅佐统治者的，他们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和家国情怀，一直鼓舞和激励着后世有识之士。比如，明朝东林书院原是志同道合者的讲学之所，后因倡导“读书、讲学、爱国”，引起文人学士的普遍响应，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地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并影响时政改革，颇有智库之型。

此外，历史上的智囊群体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智囊的素质、个性、特点均不一样；同一时代，不同的智囊群体，其个性、素质亦有差异，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特点。那些个体素质好、知识面广、结构合理、互相团结、主帅作用大的群体，往往能在政治和军事攻防中处于有利地位，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变不利为有利，战胜对手。

《孙子兵法》曰：“上兵划谋。”兵家讲究以智取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古人亦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可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谋略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为古典谋略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

在现代社会，知识群体以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等身份出现，形成了不同类型和专业特色的智库，建言献策、咨政辅政。某种程度上，历史正以惊人的相似性，螺旋式地向前推进。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