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去年11月，全国政协举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双周协商座谈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困境挑战一直是政协委员们关心的话题。本期委员说话邀请俞金尧委员讲述他眼中的“非遗”。

俞金尧

政协调研活动，我是积极的参加者，每次活动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好机会，开眼界、长见识。我做历史研究，长年与书本打交道，对我来说，调研是一种新的难得的学习机会，我是不会随便放过的。

去年，我参加了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两次以文化为主题的调研，一次是在北京，调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另一次是赴内蒙古和青海，调研的主题是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

记得9月份在北京的那次调研，我们用一天半的时间，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之后，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景泰蓝制作、玉雕、花丝镶嵌、雕漆等技艺，并在故宫博物院观看书画、钟表等文物的修复技艺，聆听单霁翔院长关于故宫博物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演讲。调研的内容十分丰富，行程安排紧凑，而且考察的对象都是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若在平时，我不可能有机会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非遗技艺，仿佛让我享受到一顿丰盛的文化大餐。

草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题调研稍早一些，我们从内蒙古到青海，穿越辽阔的草原，直达青藏高原，进牧区、访藏区，与当地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交流。我原以为“草原文化”就是比较单一的草原民族的文化，一旦到了草原，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民族众多、丰富多样。比如布里亚特蒙古人、鄂温克人、生活在东北的俄罗斯族人……尽管各少数民族都依赖于大自然所赐的草原为生，但他们的文化各有特色，比如蒙古族的蒙医蒙药、布里亚特人的歌曲和服饰、俄罗斯族人的歌舞风情等，文化多样性给绿色的大草原增添了斑斓的色彩。

上述两种文化具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在北京所看到的那些文化产品位居高端，制作艺术十分精湛，只有少数工艺大师和匠人掌握相关技艺。从传统来看，他们服务于小众，后来则作为高端艺术品主要供人们欣赏。而草原文化则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与开放、辽阔的大草原融为一体。两种文化的差异大体上可以说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别。

不过，这两种文化如今都面临着萎缩或失传的困境。前者因为属于小众，制作技艺始终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里显得十分微弱，面临失传的危险。后者尽管属于大众，但过去几十年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大变革，使草原文化同样到了萎缩、甚至消失的境地。我们在内蒙古恩河俄罗斯民族乡观看具有民族风情的歌舞表演时发现，整个过程始终是那10来个人在表演，而且表演者十有七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体现出后继乏人的尴尬。而草原文化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则是草原的退化和缩小，草原已被围圈划分为块块，牧民们也过上了与内地的农村没有太大差别的定居生活，如此等等，草原文化的特色趋于淡漠。

好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意识到文化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性，对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不过，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在看过这种种的文化及其所面临的处境之后，似乎更愿意在一般的层面上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如何得到传承和保护的问题。

不用说，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这样一篇小文可以讨论的题材。不过，就参加政协调研的经历，以及我所看到的那些感性的、具体的、各不相同的“文化”表现形式而言，我依然发现它们的共通之处，这也许就是我们在传承和保护任何一种具体的“文化”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人类生活中长出的果子。我们所看到、听到、触摸到的文化，原来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智慧，它通过某种载体或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文化来源于人类生活，也在生活中存在和流传，并且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人类的生活是一切文化的源头活水，它使文化有鲜活的生命力。

用这样一种思想去看待文化并思考特定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那么，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设法让面临萎缩或失传的文化有其相应的生活基础。如果草原变成沙地，如果游牧变成定居，改变了生活的方式，那么，草原文化的改变或消失就无法阻止得了。但有些文化不会因为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失，像蒙医蒙药，在蒙古族以外人中得到承认，这完全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要。有些文化只要人们转变思路或许可以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景泰蓝的制作，我在北京珐琅厂看到，工厂制作产品用于建筑构件、家具等生活用品装饰，传统不经意地装点了现代人的生活，令人眼睛一亮。唐卡制作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市场导向之路，青海甚至还建立了热贡文化区，使传统文化在市场上找到了活路。

可见，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只要有了人类生活的基础，它的传承和保护就不会是个问题。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果子，人们需要它，才能更好地保护它。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