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校长。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任主任。

现任亚太公共卫生科学理事会选举委员会主任委员，WHO行为干预专家委员会委员，西太区慢病顾问。现为英国牛津大学，美国UCLA、Tulane和USC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Griffith大学荣誉教授。

在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明递交了《探索不同类型的医养结合模式，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需求》的提案。其实，李立明对于老年问题的关注，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

20世纪90年代，李立明在美国进修时听了一位美国国立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的报告，说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而且是在经济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李立明听了以后非常震惊，当即申请到美国国立老年医学研究所学习了几个月，开始琢磨研究我国的老龄化问题。

回国后不久，李立明便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老年保健流行病学》。2015年出了第二版，其中对疾病的认识和发展做了一些调整。他觉得，我国老龄化的形势没有改变，而且中国老年人和国际上老年人有其共性———疾病谱和老年健康的特殊性。

老年人第一位的是心理健康

“我每周会陪父亲吃两顿饭，听他说说话”

“大家总觉得影响老年人健康最主要的因素是退行性疾病，其实不是，心理健康才是第一位的。”李立明说，引发老年人产生心理变化的，医学上称之为负性生活事件，包括退休、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友同事去世、自己得了严重疾病，甚至还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婆媳不睦。据统计，老年人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几十种，都会影响心理健康。比如退休的老人易暴怒，或者不爱说话，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担，出现自责，从而增加抑郁的可能。

李立明看过一部小说《坚硬的稀粥》，说的就是农村老父亲和三个儿子之间的故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是93岁走的，他在世时，我每个星期一定回去陪老人家吃两顿饭，就是听他说话，跟他讨论，他会非常满足。”李立明说，“真的要常回家看看，老人这时在物质上的要求已经不高了，更吃不下多少东西，最需要的是和儿女的沟通交流，你哪怕是做一个倾听者。”

老年人在健康上会面临心理的、生理的、功能性（生活自理能力）的三大类问题。李立明认为，单独靠养是不行的，老年人要靠医和养，医是基础，包括医疗、康复、照料、护理，这是老年人维持生活质量和养的前提。但国内多数关注的是养，很少考虑医。“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在建老年公寓，但没有医的支撑，老年人怎么会去呢？”

是时候摸索不同的医养结合模式

“未来10年到达银色高峰，我们要准备好”

医养结合是要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反映了“持续照料”的养老理念。

“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包含了农村、新型城镇化、城市、流动人口等等，社会结构和经济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医养结合这件事情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不能全靠政府和国家去管。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李立明说，国家和政府应该管公职人员、军人以及经济弱势群体的养老问题，这是社会的公共责任。其他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选择不同的医养结合模式。

李立明做过调研，看到农村的养老机构——福利院，是一床难求。城市里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养老院，排队要排到几十年以后。也看过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养老机构，有一些留学生会把父母接过去，享受那里的养老。“说明养老这个市场很大。”

“我们国家已经到了银色浪潮期了，未来10年是个高峰，现在就应该开始摸索不同的医养结合模式。等到了高峰期，我们已经有准备了，有了模式，供不同层级的人选择。”

李立明认为，医养结合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养老模式，更多意义上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而运转，它可以和任何传统养老模式相结合，在任何养老模式中以不同形式实现医养结合的服务供给。

李立明前些年一直在做有关建设“健康城市”的研究和实践。“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的观念，现在一点一点在和国际接轨，而且逐渐进入了中央的决策。”如今，李立明对医养结合也开始了他的摸索，他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将来以供参考的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