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路口，是枢纽，也是要塞。首都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人口340万，拥有3000多年的城市文明史，市内建筑物融合东西方文化，名胜古迹众多，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世界旅游胜地，号称中东的“安全岛”、“阳光房”，文明、安宁、富裕。

然而近半年来，安卡拉不再“安宁”，接连发生三起“现代史上最严重”的恐袭大案，总计逾150人丧生：2015年“10·10”恐袭致102人亡，200多人伤；2016年“2·17”恐袭致28人亡，60多人伤；“3·13”恐袭致37人亡，百余人伤。

克劳塞维茨说过：“恐怖主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恐怖分子大开杀戒，报复社会、动摇民心、破坏稳定；以血与火制造恐慌，挑起族际仇视、仇杀。安卡拉三遭血洗：向来人家处，败垣围故井；苍生竟何罪，白骨暴于土。

被土政府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自由之鹰”认领了“３·１３”恐袭。该组织系库尔德工人党分支，蘖生于民族分裂势力：自成体系、内控严密，破坏力大、复仇心强。此次恐袭有特定目标，即对军警展开报复，不惜殃及平民。

三起案情，特点相似：恐怖组织对时机、地点精心挑选、多次踩点。例如，选择火车站、公交站等市交通枢纽，以放大威慑效应；在闹市娱乐街和商业区下手，造成重大伤亡；极力靠近政府办公区域和使馆区等“硬目标”，乘乱袭击，以达其政治目的。

这三起恐袭均采用自杀性爆炸，携带或驾驶装满炸药的双肩包、拉杆箱及汽车。作案手法与２００３年马德里“３·１１”火车爆炸、２００５年伦敦“７·７”地铁爆炸案件相似。可见自杀性袭击渐成恐怖势力作案主要手段，其隐蔽性、杀伤性，令军警防不胜防。

当下，土耳其处于民族宗教矛盾激化、地缘政治关系恶化、社会冲突常态化的“三化”叠加阶段。加之，土叙边境战乱持续已近五年，难民群集，有边无防，大量武器弹药或明或暗流入土境，恐怖组织极易获取。欧洲媒体预测，极端组织发动新一轮暴恐袭击，仅是时间问题。

土国警方在“３·１３”恐袭的处置上，实施临时新闻管制，封闭推特等社交媒体，以防爆炸现场和伤亡照片扩散，引发恐慌心理。亡羊补牢，善则善哉，不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土国建立针对恐患的“大防控”格局势在必行。

国土防御水平的提升，除提高官僚机构效率之外，更需事前获取有效情报。美国战略家兹比格钮？布热津斯基深谙此道。他认为，用于预防性情报活动每一美元的价值，远远超过用于盲目的安全升级的１０美元。

“３·１３”恐袭案件证实了美欧情报机构嗅觉灵敏，敌动先知。美国情报机构案发前即已获悉恐情并发出预警；德国情报机构也获取“非常具体的线索”，案发后迅速关闭驻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的使领馆及德国学校。

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此乃“９·１１”恐袭事件以来，美欧反恐１５年换来的经验。经验当鉴，教训宝贵。安卡拉当局应引以为戒，化危为安。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著名国际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