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以保护前夫的隐私为条件，徐洁净身出户。

这一看似悲壮的结果对很多同妻来说是最清爽的解脱。在张北川主持的一项同妻生活态度调查中，女方“净身出户”或仅得到很少财产者占3/5。

令他觉得戏谑的一个细节是，“有一个长期接触的同妻，离婚后一扫往日的压抑，离异倒使她笑得合不拢嘴。”

去年12月，人近中年的陈素春把丈夫的网上浏览记录带到了全国同妻研讨会。她被男同志愿者告知，“你丈夫在外面招男妓，建议你尽快做艾滋病排查。”

被艾滋病吓晕的陈素春用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斩断了13年的婚姻，此前，为了孩子，她选择隐忍，“迷茫、苟且偷生的怨妇生活该结束了。”她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同妻到我为止更像一个梦想”

4月7日，一组关于同妻的照片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妻敢于站出来，说出真相，但对这个涉及社会制度、文化认知、法律规范等等内容的庞大议题，似乎有点力不从心。

“单方面去同情一方都无助于问题解决。应该让各方都看到彼此的悲剧，才可能有改变。”王丽晶致力于男同、同妻以及父母间交流的改善，多年来，她见识了男同和同妻间的互相伤害。

十年前，一位曾接受过央视《新闻调查》采访的同妻说，她对十年来社会在同性恋和同妻问题上的迟滞感到失望。

图为张北川教授二十多年来收到的来自同性恋和同妻的来信。作为该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认为同妻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是同性恋不被社会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残酷现实”。鲁燕 摄

“我们挑战的是社会最深层的那根神经，两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别文化需要慢慢改变。”张北川抱有乐观。

作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当他2009年在第一届同妻大会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时，“他们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规格更高的同妻研讨会上再次询问时，有好几个同妻大声回应——我做了。“只有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某项权利的时候，权利保障才有探讨的可能。”张北川和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