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连续4次信件被退回之后，秋白把收信人改成了“袁贵仁部长”，终于接到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表示，她反映的问题比较特别，不能给她书面回复。“什么是特别？对方说回答这个问题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秋白曾在教育部网站上留言，也曾经主动给教育部打过电话，但是今年2月那个拒绝书面回复的来电，成了秋白撤诉后唯一一次与教育部的“对话”。

4月25日，已经与教育部打过一次官司的秋白，就“没有回复举报信件，行政不作为”再次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教育部。

她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教育部60天之内必须回复举报信件，如果不回复属于行政不作为，可以起诉。秋白希望教育部能够就教材的事情和她对话，做个表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经过一周等待，法院给了不予立案的书面回复，理由是秋白起诉的原因属于信访事项，信访事项没有侵犯到起诉人的合法权益。

不怕被说炒作，“我想要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5月7日，与教育部对话无门的秋白在她自己名为“秋白的自由野”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起了“选择到北京高级法院上诉，还是选择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的投票。

她坦言，发起投票不仅是为了让大家帮她拿主意，更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只有大家更加关注这件事才能推动教育部主动对话”。

最后投票的结果是：支持行政复议和上诉的基本持平，复议多几票。结合网友的意见，秋白选择了行政复议。

“选择行政复议，还是因为想把焦点聚焦在教育部监管教材方面。”秋白认为，行政复议比上诉能够更加直接地推进教育部对话和有所作为，行政复议也会更快些，一个月左右可以得到回复。

事实上，从秋白起诉教育部起，有关于其炒作的评价就一直不绝于耳。如今，她又重回公众视线，这样的做法会否加深她的“炒作”印象？

“我觉得炒作不是一件坏事，它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如果炒作能够推动人们关注这件事，炒作是一定要的。”秋白这样回答。她希望能游说更多人和她一起“战斗”，“既然很多人觉得我很勇敢，那他们自己能不能也去做呢？”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秋白也有了很多和她并肩作战的小伙伴，她每做一件事，都会尽量拉很多人一起做。许多人害怕实名举报的风险，但依旧有这样那样的小伙伴愿意承担风险帮她。秋白的女友也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帮她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

在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中，2015年起诉教育部后，秋白曾受到来自中山大学的压力。一是频繁地找她谈话，希望她停止现在的行为。二是辅导员在没有经过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性取向告诉了她的父母。

如今校方已很少主动联系秋白。“学校似乎觉得我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强大。”秋白笑着说。她说对校方并没有害怕或者憎恨，相反，她可以理解校方的处境，“他们毕竟承担了一些行政压力。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和他们直接好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