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外医院第一代医学专家当时要做的工作，是在美国医学界的帮助下，把美国医生能做的心脏病手术引入中国。在那个年代，美国有的医疗设备在阜外医院都没有，我们的医学专家靠着自制的设备，包括血气分析、体外循环机等，把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美国医生能做的手术方法，在中国开展以救治患者。”阜外医院成立于1956年，阜外医院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主任荆志成已是第三代医学专家，他历数了三代人对医疗技术创新的孜孜追求。

他介绍，阜外医院第二代医学专家做的工作是进一步从发达国家学习外科手术的方法，让国外能做的手术在中国都能做，培训更多的外科医生。第二代专家还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有多少高血压患者？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第二代科学家刘力生到首钢调查了10万名工人的高血压发病率，提出预防高血压的策略。

经过第二代医学专家的努力，国外能做的心脏外科的手术、内科治疗，国内都能做了，并且把技术向全国推广。

到了第三代，像荆志成这样的医学专家，对创新的看法和精准医疗的认识，和以前完全不同。争取根据中国的环境，人口学特点，把握目前科技扁平化时代技术全球同步化的机会，力争在人口健康领域实施全链条创新，寻找危险因素，实施精准预防和治疗，真正实现中国科技强国的梦想。

“到了我们这一代，在医疗设备上与国际同步化了，比如GE公司刚上市的超声心动图，第一个就安装在阜外医院。我们院现在有几百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大多数人都在欧美留过学。美国的同行们在做什么，大家都很清楚。”

欧美的医生却没有中国医生拥有的资源。荆志成说：“芝加哥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都是洛克菲勒集团创建的，在姐妹学校交流时，芝加哥大学教授说，美国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患者资源，也不可能造出一个青藏高原这样特殊的环境去研究高原医学。”

荆志成呼吁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医药研发企业，应该在中国设立具有针对性的研发中心。“为什么？我举个例子，深静脉血栓形成在白种人的很多患者中都能测出凝血因子5因子的LEIDEN突变，但在中国人群中却很罕见。所以，拿着西方诊断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方法来诊断中国人，是行不通的。在疾病的分子分型上，亚洲黄种人是一个独特的人群，欧美的医药企业想发展亚洲市场，就必须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荆志成还特别提到：“阜外医院同时也是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我们必须考虑到我国超出一半的人口还住在农村，我们经过正规医学教育体系培训出来的医生，很难到农村去当GP（全科医生），农村人口的先天性心脏病怎么治疗、如何早期预防高血压，对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这是比技术创新还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放在重要战略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