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药师和医师现行的差异化政策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临床药师应有的作用。实际上，作为一种新生职业，临床药师需要拥有很强的生物医学、药学、社会学和临床医学的教育背景，并将在促进安全、合理用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引子

一名临床药师的担忧

35岁的梁静是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临床药师。

尽管已经在临床药剂科工作了10余年，梁静仍然感觉在医院中临床药师是一个身份尴尬的群体。

国内临床药学专业开设得较晚，招生人数也不多。目前国内医院从事临床药师工作的大都是“大药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在学校时所接受的主要是化学型或者生物型药学知识培训，跟临床医学没有太大联系。这样的药学生毕业之后，去药物研究机构或者药企工作没有问题，但是去医院做临床药师，则近乎一张白纸。

梁静也是“大药学”专业出身。刚到医院工作时跟随查房，不少医生都纳闷“药剂科的不在药房待着到病房来干什么”，也有患者奇怪“病房里已经有了医生和护士，还需要药师么”。因为培养模式跟临床脱节，“大药学”的毕业生刚接触临床时，的确很不适应。但就如同一名优秀医师的成长，需要的也是经验积累和沉淀，梁静认为临床药师即便开始没有临床经验，在多年的临床积累之后，也可以“脱胎换骨”。

现在，梁静虽然还没有成为“大师”级的药剂师，但是审核医嘱或者查房时，也经常能够纠正一些用药不合理现象。“比如，临床上有些医生可能由于经验不足或者疏忽，为一些正在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患者开具了抗病毒的蛋白酶抑制剂，而实际上这两类药物合用，会造成患者血液中他汀类药物浓度的升高，可能增加患者肌病和肾功能衰竭的不良反应。”

但也有不少临床药师还没有等到“脱胎换骨”，就已经选择逃离。选择逃离的原因，一方面是临床医生和患者们认为临床药师可有可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收入的尴尬。

在医院中，和梁静一样年资的医生，收入一般在梁静的2倍以上。不仅如此，临床药师作为国家规定每个医院按照患者比例必须配备的专业人员，其毕业后时长一年的规范化培训学费有些还需要自筹。在药师去其他医院培训的时间，不能为自己所在的医院工作，但需要所在医院发放基本工资。因为要自筹学费且只能享有基本工资，药师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再加上本身收入就低，不少药师最终选择了逃离。

相比之下，临床医师的规范化培训要成熟得多。首先，从培训的年限来讲，一名普通的医学生要经过三年的规范化培训才有资格做医生，这比临床药师的培训年限长了2年，让医师拥有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另外，临床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可以享有国家补贴。

“可有可无”尴尬的职业身份，寒酸的收入，“似乎看不到明天”的职业前景，让工作了10余年的梁静依然没有找到职业成就感。即便如此，既然已经“入错行”，她还是会坚持下去。可她也心存担忧，这样没有吸引力的职业前景，再加上高额的学习投入，将来还有多少药学生愿意来做临床药师呢？

临床药师的作用与职业地位有待被重新认识

梁静的担忧，也是农工党中央赴上海张江调研生物医药创新发展时，在高校听到的主要声音之一。

据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王明伟介绍，他们药学院的毕业生，多数选择了出国、读研究生、去研究院所和药企工作，这实际上也是国内大部分药学生的毕业选择。即使是临床药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也不是所有人选择了去医院做临床药师，其主要原因还是临床药师的收入太低。而药学生的选择性逃离，又进一步影响了临床药师人才队伍的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在调研时指出，他在法国做医生时，对临床药师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都深有感触。相比之下，我国药师和医师现行的差异化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临床药师应有的作用。“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仍有不少医生和患者将临床药师等同于传统的药剂师，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在药房发发药，或者配制一些院内制剂。而实际上，临床药师作为随着国内医学事业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种新生职业，需要拥有很强的生物医学、药学、社会学和临床医学的教育背景，并在促进合理用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药学院临床药学教研室主任蔡卫民教授也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均已开展了临床药学专业教育。以美国为例，已不再培养4年制药学本科专业，而全部转为培养6～8年制临床药学专业的药学博士（DoctorofPharmacy,Pharm.D），药学博士成为临床药师行业的入门水平。这些长学制、专业性较强的临床药师在药品的安全、有效使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对药物治疗提出建议；确定影响病人及治疗的危险因素；预防、监测药物不良反应；制订个体化用药方案；为患者提供咨询服务；评价药品使用效能；对已明确诊断的慢性疾病实施药物治疗等。

其实，从职业规划讲，我们的临床药师也同样需要承担上述工作任务，并在这些任务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由于我国临床药学这个专业才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临床药师缺口很大且在学校培养时就存在临床医学教育先天不足的问题，再加上医院里没有足够的接受过正规临床药学培训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临床药师的“传、帮、带”，刚工作的临床药师们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快提高。这些综合因素又造成了我国临床药师整体水平还相对偏低的现状，不利于临床药学事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国内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和药物研发机构对高学历、高水平临床药学人才的需求又非常急迫。因而陈竺建议，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临床药理学的力量不仅不能削弱，相反地还应该得到加强。

临床药师的继续培养需要“两条腿走路”

针对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蔡卫民教授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医学院校抓紧培养高层次的药学人才，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在职临床药师的规范化培训。

让人稍感遗憾的是，临床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已经被作为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但临床药师的毕业后教育从国家制度层面还没有破题。并且，承担医院临床药师培养的药师本身大都是“半路出家”，其多为药理、药剂专业出身，临床的专业水平并不是很强；并且医院所培养的人数也相对较少，每年也仅几千人，远远不能适应二、三级医院的实际需求。因此，培养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的另一份重任就落在了高校（或科研院所）身上。

就医学院校对临床药师的培养而言，蔡卫民和同样在复旦大学药学院工作的叶德泳教授认为，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单独设置长学制临床药学专业如临床药学博士学位等，可以适时为我国培养一批临床药学领域的精英骨干，扭转目前因依靠“在职培训、短学制速成式教育”而造成的临床药师知识结构先天不足的缺陷。

叶德泳表示，虽然目前我国的本科和硕士都已经招生临床药学专业，但实际上现有的5、6和7年制临床药学教育均存在着培养时间不足，药学与医学相关课程学习深度不够，以及临床实习和课题时间偏少的问题。比如国内多数普通医药院校开设的5年制临床药学专业，只是在原来大药学专业课程的框架上作些调整，以此进行临床药学专业教学，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从事临床药学工作的能力，特别是临床实践的能力还有明显欠缺。刚刚起步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临床药学方向，因其在4年本科阶段学习的先天不足和2.5年的培养周期，也很难在临床合理用药中发挥重要作用。因而，从专业的培养要求来看，需要有医学和药学的知识结构和临床技能，应进行更长学制的系统培养，如8年制临床药学博士的培养。这既可以满足国内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的要求和开展合理用药的巨大需求，也可以为医院培养一支与临床医学博士相媲美的临床药学专家级人才。不过目前，因我国还没有设立临床药学博士学位，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所探索培养的临床药学方向的博士，所授予的还是理学博士学位。

“高等院校的主要使命就是人才培养，张江地区借助产业优势荟聚了众多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因而该地区的复旦大学等高校所探索的临床药学学制培养体系，既接轨了该类人才的国际标准，又适应了中国发展的实际，有望在整个国内临床药学人才的培养模式、学制与学位制度改革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不过具体到临床药师的规范化培训，其还应该成为我国深化医改的重要组成，需要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实施推进。”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何维建议。

而在陈竺看来，在新一轮医改中，还可以尝试在临床医院建设新一轮的临床药理基地，这样在临床药理基地起到主导作用的临床药师的地位就将得到凸显，也会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临床药师队伍。“毕竟，随着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医药企业，临床药师的作用都会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