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和1989年，我两次陪老师唐弢先生住在宾馆，写《鲁迅传》。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一次是1988年秋天，一次是1989年春天。第一次在北京十三陵旁边的明苑宾馆，第二次在城里的国谊宾馆，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谈很多事。每天我自己读书，他写作，写完一节，就给我看，我们两个人讨论。他希望我提意见，让他来改。有时他说需要什么书，我就回城里借。

1988年秋汪晖（左）与唐弢在一起

那时我刚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留所工作。毕业前有师生长幼这层关系，毕业后还是师生，但又有点像师友。他一再对我说，学生毕业了就是朋友，是同事。

住在一起，又没有别人，话就多了。唐先生比较有意识地跟我谈话，原因大约有两个：一个是跟我谈鲁迅，一个也是他老了，需要一个年轻的、信得过的、了解他的思想和经历的人。

每天晚上他都跟我说话。老人睡觉打呼噜，很响。因此他跟我说着说着，直到我累得不行，睡着了，他自己再躺下。到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醒，怕吵醒我，就半靠在床上不起来，等我醒来。每天都是这样。我醒来就见他在对面床上穿着睡衣睁着眼睛看着我，说，哦，醒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俩聊天，聊到个人生活，就讲起小说，讲人生经历、信仰、爱情故事，讲到了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第二天早晨，唐先生看着我醒来，就那样看着我说：“我在想托尔斯泰出走的问题。年轻时无论如何不懂，为什么托尔斯泰要出走。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有点明白了。”

我很惊讶。或许头一天晚上谈及文学与爱情，我的第一反应集中于这方面。师母对唐先生非常好。而且唐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他对师母很歉疚。唐先生曾对我发过一次火，是我们1985年一起去杭州开会。那次他下轿车时碰伤了手，会议方安排我跟他一起住，方便照顾他，就住现在的标准间，两张床。他就跟我发火，说，来之前你不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可以住两个人的。

我说我好像跟您说过。研究生院组织会议时我就跟您说过，您是单独一间，我们学生是两人一间。

他很生气地说，你肯定没有跟我讲，如果你说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过了一天，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发火有点让我为难，就给我讲了缘由。唐先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亡妻，是抗战时“孤岛”时期在上海贫病交加中死去的。那时唐先生本来在邮局工作，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就辞掉了邮局的工作，辞职就没有收入了。这一年当中，母亲、妻子、两个孩子，一家四个亲人体弱病死。

所以“孤岛”时期，他写了《落帆集》，左翼友人曾批评其风格太悲观。可是，因为拒绝在日本占领时期继续在邮局工作，他一年当中家里死掉四个人。你可见，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战时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在态度上肯定是决绝的。所以1988年前后，关于周作人附逆问题，有许多讨论，一些论者从不同方面为周作人辩护。唐先生与周作人有交往，他年轻时，周氏兄弟对他都有影响，但在政治上、在感情上，他都不会赞同为附逆翻案。

唐先生是农民的孩子，在邮局从工人做起，到“孤岛”时期，已经做到二等邮务佐，当时算比较好的工作。后来邮局被日本人占领，再工作就等于为日本人工作，他就拒绝继续在这里工作。不工作，家里没有了收入，就出了这样的事。那时候他非常悲观，文章也低沉。到后来外人才知道他家一年中死了这么多人。

在“孤岛”时期的上海，他和柯灵等人继续从事抗日文艺运动，合作编辑《周报》等。妻子过世后，他一个人鳏居7年，带一个孩子。7年后有了第二次婚姻，就是我的师母沈絜云老师，沈老师的父亲是国民党邮政总局次长。

这是唐先生的第二次婚姻。杭州开会时，他为什么跟我发火呢？沈老师当年是大学生，毕业以后由父亲安排来邮局工作，认识了唐先生，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当时唐先生在上海已经颇有文名。沈老师家里知道以后，阻止他们俩结婚，原因一方面唐先生是左派文人，另一方面在家庭背景上，唐先生家里比较穷，又结过婚，二人年纪相差七八岁。

父母不同意，把沈老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去，又把她带去南京，过段时间，又要给她介绍男朋友。沈老师就急了，捎信给唐先生说，“你若是不想办法，这就没有办法了。”唐先生就从上海偷偷跑到南京来，两人见面当天就坐了火车一同回上海，到上海第二天就找沈钧儒证婚。这是预备打官司的，因为沈老师家地位高，所以要找位有名的大律师来证婚，登报。也是怕沈老师家里势力范围大，登报的同时，他们就去了杭州，等于躲一下。两人蜜月是在杭州过的。从此之后，二人再没有一起来过杭州。

所以唐先生说，倘若知道旅馆可以两个人住，他必定会带沈老师来。

几年后，在国谊宾馆，那个早晨，他75岁，跟我说他理解了托尔斯泰。意思说，他也想出走。他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这个东西很复杂。托尔斯泰晚年的出走，解说的人多半集中于他与夫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他的出走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史事件。他与宗教的关系，他对前半生生活的内疚，他名声显赫而为出于不同目的的人包围，甚至在出走途中，在那个终结其生命的小站，他也没有摆脱“崇拜者”的包围与隔离。

不过，唐先生的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情感世界，都不好拿来与托尔斯泰比附，只是托尔斯泰的出走触动了他的某种思绪。

二

写《鲁迅传》是唐先生的长久心愿。很早，或许是上世纪50年代，他就曾经写过一个简略的传记。《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部分是他亲自执笔写的，水平很高。他出版了那么多关于鲁迅的研究和考证文章，对鲁迅生平可算烂熟于心，最终却没有完成他的鲁迅传。原因是什么？除了时间不断被人占去———索序的、索文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研究工作———之外，评价鲁迅实际上要讲的是现代史。

唐先生手稿一开头就讲绍兴，由此勾连起一系列事件，从禹陵、鉴湖、徐文长的故事，到太平天国运动，还有义和团运动，复仇雪耻的传统，以及刀笔吏绍兴师爷的故事等，这是鲁迅生活的氛围，这些也正是历史观变迁的基本路径，该怎么看这些？

唐先生要重新诠释鲁迅，即便聚焦于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也必须从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再认识开始。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我觉得唐先生没真正解决那些矛盾，或者说他用他的方法解决了那些问题，但这些问题今天依然是问题。他对旧中国是有判断的，对帝国主义是有基本论述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处境，他怎么可能没有最基本的态度？他毕竟还是过来人。但是，要解释这些历史现象仅仅有这样的范畴显然不够。他常常提及《左传》、《史记》的传统，尤其赞赏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即便如此，历史叙述背后离不开史识和史观。

新的时代使重新理解鲁迅、重新评价“五四”变成一个问题。因为鲁迅是和现代史联系在一起的，除审美、个人史外，对他的任何判断都牵涉到其他历史判断。所以这成为一个问题，一个难处。即便写个人史、生平也关乎历史事件的重新解释。

唐先生希望把这些说得更加周全、平衡一些。《鲁迅传》就写得困难。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唐先生就协助许广平编《鲁迅全集》了。他计划写《鲁迅传》应该很早，可能“文革”以前就有计划。这本书酝酿已久，他自己需要写出来，同时这也是很多人的期待。我多多少少地觉得，大家对他的期望造成了负担，他的自我期待也造成了某种重负。相比于他的其他一些文章，比如《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关于周作人》、《关于林语堂》、《关于新诗》的漂亮、松弛，如同行云流水，将艺术洞见与时代氛围和盘托出的方式，他关于鲁迅的写作似乎要重很多。他为《反抗绝望》所写的序言，也比他同时期写其他题材的文章显得更重一些。在这篇序言中，他侧重谈及了尼采等，这个要素是他在生活最幽暗的早年时期就谈及的，现在又在他的晚年写作中出现了。

为什么一写鲁迅，就重得不行？首先他把这事看得很重。他写《鲁迅传》，是一再拖延，到最后才动笔，我觉得他那时找到感觉了。多年的心愿到晚年找到了一些新感觉。即便如此，他一定让我住在宾馆陪他写，说明他还是有一些不确定的东西。除了前面提及的历史问题，如何解释鲁迅，也还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他说得很清楚，就是希望能讨论一下，每写一章、每写一小节，几千字，都要求我看一看，讨论过后他再继续。

他曾经回顾说，他最初考虑的标题叫《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到上世纪80年代初刚动笔时也还是如此。那时他怎么考虑，我没参与；我跟他念书时，他已经将标题改成了《鲁迅：一个悲剧的灵魂》。两个意思不同，或者更准确地说，调子不同。为什么这样改？我说不清，我不能代他解释。我感觉到晚年，他思想处在某种变动当中。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什么变了呢？我说不好。

唐先生成为鲁迅专家不是因为和鲁迅个人关系深。虽然认识鲁迅，但在鲁迅周围那一圈青年中，唐先生是“外围”吧，他那时还很年轻。唐先生出身农民，贫苦社会里出来的。要知道他不是左翼进步学生，他是工人运动里头的，在邮局当分信工，很重的劳动。一个农民的孩子来到上海，所谓寄人篱下，初中二年级就失学，当邮政工人，从学徒做起，年轻，没有别的背景，就是写文章。那时的唐先生对鲁迅就是学生样子，完全是仰望。他个人特别崇敬鲁迅，这是年轻时候奠定的，鲁迅对于下层的描述和最深的同情首先触动了他。渐渐地，他变成了鲁迅专家，鲁迅思想的阐释者。

唐先生出生于1913年，1992年去世，去世时79岁。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上，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唐弢先生是位重要人物，是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的老师。

唐先生是个典型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待人接物有传统文人的风格，不仅是温和，而且有一些内部的狂狷。

唐先生是个正直的人。他文字上的严谨也是很清楚的，他品评人物，表现在笔底春秋上，调子是严正的。这个分寸其实很不容易。

对知识分子来说，慎思明辨、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关键的。若没有这个能力、洞见，做个普通人可以；若不在浪潮当中，也可以。若在浪潮中，躲也躲不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呼应，需要胆识也需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不能过于自恋。即便自己并非为名或利，如果缺少真正的历史洞察力和时代判断力，最终只能误人误己。其实有时也误不了谁，或就只是一个笑话。那些不是把时代的课题当成自己的课题，而是将自己的意念当成时代的课题的人，不免如此的。

或许有鉴于此，唐先生才反复说要爱惜羽毛和有所不为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