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人们也容易将不同的灾难记忆混为一谈。而倘若司马迁所记载的大禹在积石峡治水的传说是真的，则意味着这场灾难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被精确流传了1000年。

2007年春，正在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吴庆龙见证了他的团队在黄河上游的积石峡发现古代湖床沉积物的事件。研究团队推测，这个曾经的堰塞湖在远古的某个时刻可能突破了压力临界值，形成过一场波及整个华北的大洪水。

一年多以后，吴庆龙来到积石峡谷下游25公里处的喇家遗址进行考察。喇家遗址属于齐家文化，因为毁于一场古代地震而被称为“东方庞贝”。当它被考古队员发现时，人们甚至在里面找到了现存最古老的面条。吴庆龙和他的同事们对喇家遗址进行勘察，他发现喇家遗址的黄土裂隙中存在典型的洪水沉积物——与暴雨造成的沉积物完全不同。这意味着，摧毁喇家遗址的罪魁祸首除了地震以外，还有来自积石峡方向的溃坝洪水，并且它们在相同时期来临。

积石峡的溃坝遗迹，和25公里外被洪水和地震毁灭的远古文明，吴庆龙察觉到一种联系的有趣。他想到了在中国人人皆知的关于洪荒时代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明确记载过禹“导河于积石”，其中积石指的正是积石峡。

但《史记》的成书时代远远晚于禹时代，其记载的内容在汉代便已是遥远传说了。“我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其他人，这会招来嘲笑。”9年后，吴庆龙告诉《科学》杂志的记者。

接下来的时间，吴庆龙不动声色地搜集积石峡沉积物和下游洪水沉积物的证据，并邀请世界各地的专家帮助自己解释数据，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团队就此形成。

2016年8月4日，以吴庆龙为首的多国科研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们依据考古证据模拟重建了位于青藏高原外围的积石峡结构，并得出结论，积石峡的山体滑坡造成了一处高于黄河水位240米以上的巨大堰塞湖，这使得黄河断流了6个月至9个月。不断上涨的水位最终压碎了堰塞湖的碎石大坝，并将他们一扫而光，约15.8立方公里体积的洪水从积石峡倾泻而出，在下游形成规模空前的黄泛区——那里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集中的区域。积石峡下游平原上大量的溃坝洪水沉积物（OFS）佐证了这一点，根据计算，这场大洪水一直波及到2000公里以外的地区。

很难直接通过地质分析去判断灾难发生的具体年代，但研究团队对喇家地震中的保存下来的遇难儿童遗骸使用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将时间锁定为约公元前1920年。

“这也许是全新世（约从117世纪前至今）最大的一场洪水。”普渡大学的地质学家达瑞尔·格兰杰（Darryl Granger）评价道，他是项目的成员之一。

对于迷恋中国文明的人而言，这次发现别具意义。根据中国典籍，在公元前1920年前后的确出现过全国性洪水泛滥时期，黄河流域的统治者帝舜启用了一位叫禹的部落首领之子主持水利工程。禹取得了成功，他凭借这项功绩成为帝舜的继任者，并在后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夏”。

夏王朝存在的直接证据从未被发现，而关于它的最早记载也来自其王朝灭亡一千年后。因此学术界对于夏代的真实性始终保持疑虑。至于夏代建立者禹与此前中国流行的“禅让制”更被不少史学家公开质疑。20世纪中国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36年发表了《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直言“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激，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

这一切使得关于夏代和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但吴庆龙团队的工作使一部分看到了希望，洪水和地震的发生地与发生时刻，与典籍中记载的大禹早年事迹几乎一致。

“它提供了一个诱人暗示，也许夏朝真的存在。”来自台湾大学的考古学家和作家大卫·科恩（David Cohen）对研究成果感到兴奋。

但致力于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需要更多的直接证据才能将它们和大禹治水建立起来。一个关键在于提及大禹传说的著作诞生年代太晚，而成书期和中国诸子百家开始托古宣扬政治主张的时代重合。

此外，记载远古事件的技术难度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即便是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内，人们也容易将不同的灾难记忆混为一谈。而倘若司马迁所记载的大禹在积石峡治水的传说是真的，则意味着这场灾难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型的过程中被精确流传了1000年。

《纽约时报》援引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历史学家艾兰（Sarah Allan）的看法，她认为中国古书中描述的大洪水是一个解释世界如何形成的神话，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积石峡下游约2500公里处的二里头遗址同样可以被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一直被视为夏朝可能的首都，但与所有和夏代有关的学术讨论一样，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任何支撑这一猜测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