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即使是在睡梦中也会对声音特别敏感，就好像身体其他器官都入睡了，只有耳朵一直在工作。”

但这一天终究来了，张旭同的父母在女朋友家的别墅里找到了他，随行的还是第一次带走他的那些亲戚。

张旭同努力反抗，却被四五个人用准备好的绳子把手绑了起来，他没来得及掏出一直别在腰上的刀具。

在车上，张旭同哭着问了一句：“是不是又要去那儿？”母亲也哭着说：“你知道这样还离家出走。”

“我离开家就是为了这个。”说完这句话后他平静下来，不再挣扎，剩下的只有绝望。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度过到‘四院’那段路程的。你试着体会过《金蝉脱壳》里布雷斯林被关到C区里的那种绝望吗？那种后悔没勇气了结自己的心情。”张旭同长吐了一口烟。

六

2010年的夏天，江一帆以为自己自由了。他以578分考上一所大学的采矿工程专业，当时正是国内煤炭需求正旺的时候。

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再也不可能被送回“四院”了。

江一帆说，他的父亲当时突然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卧床在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江一帆帮家里装修时总是偷懒，愤怒的父亲爆发了。

在几个亲戚的拉扯下，江一帆又回到了“四院”。

根据惯例，送回来的“再偏”的盟友要无条件地接受从严从重的治疗——每天进行一次更大强度电击治疗。

“四院”的盟友中不乏一些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还有年近40岁的中年人。江一帆这才发现，自由是这么的脆弱，只在家长一念之间的改变，到手的自由立马就会摔得粉碎。

好在10多天后，父亲又派人把他接了出来，并向他道了歉，承认当时自己的精神确实不太好。

江一帆接受了道歉，也学会了更高明的伪装。

上大学后，他和父母沟通的原则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时，他毫不犹豫就签下了一家在国内有多家分部的大型煤炭企业，当时正是煤炭企业用人的高峰期。他只想远离父母，远离山东。

除了过年，他几乎不回家，寒暑假骗家里说在外头打工，实际上就在寝室里打游戏。每月他靠游戏能赚4000元左右，以此支撑了他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就在江一帆一步一步实施他的逃离计划时，张旭同却筹划着如何结束这一切。

第二次从“四院”出来后，张旭同就再没回家，在老家的众多网吧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说，他陷入到无休止的噩梦当中，梦里基本只有两个画面：在“13号室”被电击，以及亲戚在后面追赶他。第二天起床，他感觉就像跑了一整晚一样疲惫。

一次，他在酒店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的正是关于网戒中心的专题片《战网瘾》。当张旭同看见画面上杨永信的侧脸时，他的大脑突然一下放空了。

等他缓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把电视机砸了，每一个大部件都砸碎了。他说他事后赔了酒店3200元钱。

他开始寻找不那么痛苦的死法。买安眠药失败后，他听说降压药吃多了也能致死，更重要的是能在药店直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