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同将5瓶降压药，200多粒，一把把抓着吞了下去。昏迷前，他给父母发了一条信息：“最后了，只想知道你们到底后不后悔把我送进‘四院’。”

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ICU病房里了，并查出来患有高血压，母亲在一旁照顾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不断地叹气。

他找过心理咨询师，想吐露心声，却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倾诉的欲望”。在不了解他的过去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患上了抑郁症。

七

对于一些2007年、2008年进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来说，有些人成了成功的“精品”。

有人在欧洲读博士，有人考上公务员，有人进了苹果公司，有人进了央企，也有人成了军官，还有人耽误了多年的时光后，仍在大学里念书。当然更多的人销声匿迹，失去了联系。

尽管当时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但很多当时的盟友还是在“杨永信”吧里留下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组成各种小群体。

在贴吧里，一名2008年的盟友晒出自己穿着佩有上尉军衔的军装的照片，留下一句：“我现在过得很好，杨永信我既不感谢你，也不记恨你。”

硕士毕业的刘思恩在“如何评价杨永信”的帖子里留下一句：“我不怪杨永信，也不怪我的父母，怪的是以前不懂事的自己。”有人跟帖评论他“脑子被电糊了”。

刘思恩说，当时央视拍《网瘾之戒》的时候他就在“四院”现场，他怕说错话，有意避开了所有镜头和采访。他认为《网瘾之戒》真实地反映了里面的生态。

他说，也正是那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刘思恩还总结出了一个规律：“那些至今对‘四院’恨之入骨的人基本没啥大出息，而出来后真正认真读书的人，对那个地方不会抱有太大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不反对“电击疗法”的《战网魔》和批判“电击疗法”的《网瘾之戒》这两部片子的角度都有道理。“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好坏留给后人评。”

曾经进出“四院”13次的谢坤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四院’并没有说的那么残忍和恶毒，想想里面有哪个孩子是善类，有哪个不是自私享乐不顾父母的？”

一些盟友以自己的方式避开那段往事。有人承认，自己那个时候确实年少无知，需要管束；有人警告记者，“不要骚扰我，只想安静地生活”；还有人无奈地说，“过去的伤疤就不要再去揭开，要不然只能破坏亲情。”

甚至还有盟友对记者说，如果自己的孩子真的无药可救，只有送去“四院”这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会尝试这么做的。

有位女盟友读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想以宪法的名义，控告网戒中心侵犯人权，可最后自觉势单力薄而放弃。

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电击治疗仪就是代替父母教育的恶魔，因为父母只想把孩子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哪怕就是电也要电成自己想要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