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语言的自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物画呈现更富活力的探索态势，人物画家在思想与语言两个层面逐步走向自觉。思想上的自觉体现于作品中深厚的人文内涵或深刻的批判色彩；语言上的自觉体现为突破写实性的单一手法，表现性和写意性手法得到拓展。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物画家创作了一批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之作，表达对这片土地真挚的情感。他们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表现，不再停留在表面的客观再现，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强烈的悲悯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聪《人民和总理》、杨力舟和王迎春合作的《黄河组画》、冯远《屈赋辞意图》、韩硕《热血》、李伯安《走出巴颜喀拉》、赵奇《九一八》、袁武《抗联组画》等。

思想上的自觉还体现于作品具有深刻的批判色彩。新时期以来，一批对艺术和人生具有深刻认识的人物画家，显示了他们思想型艺术家的理论高度，同时，他们将这一高度转化为作品中的批判性锋芒，这种批判色彩在都市题材人物画中尤为突出。以刘庆和、李孝萱等艺术家以调侃、辛辣的笔调，表达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虑与无助。对都市生活的批判实际上是他们对当代人生存困惑的关注。

语言上的自觉首先体现为表现性水墨人物画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表现主义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吸引大批中国画家，他们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周思聪、卢沉夫妇合作的《矿工图》组画，是表现性人物画的经典之作，施大畏的《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削弱了主题性人物画的文学性，强化作品的主观表现性，追求交响乐般的雄壮和恢弘气象。

语言上的自觉还体现在写意性水墨人物画的振兴。在对传统的反顾之中，水墨的写意精神成为中国画家孜孜以求的重点，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得到新的发展，比如田黎明对印象派光影和传统没骨画法的融合，张培成对西方构成主义和中国民间美术的融合都是成功的例证。写意水墨人物画在戏曲题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戏曲的高度概括性与水墨的写意性具有某种契合之处，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关良开创戏曲人物画时，即继承了传统简笔水墨的写意精神，笔墨简练，意味无穷。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振庚、韩羽、马书林等诸多艺术家，在戏曲人物画创作上表现出新的探索。他们对传统写意精神的再度挖掘，对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对个性化和时代性的强烈追求，使得新时期的写意水墨人物画在语言自觉的层面上取得可喜的成绩。

现实的光芒照耀着艺术的天宇，艺术的光芒辉映着现实的苍穹。“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基本反映了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艺术的变革与创新，展览呈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人物画异彩纷呈的发展概貌，更从艺术的角度反映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