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管理并非加强限制

京沪两地的规定均要求网约车司机有本市户籍和车牌。北京和深圳还对网约车的排量和轴距做出了严格要求，比如北京要求5座三厢小客车排气量不小于2.0L或1.8T、车辆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深圳则规定燃油车辆轴距2700毫米以上、排量1950毫升以上、达到深圳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车辆轴距2700毫米以上、排量1750毫升以上且发动机功率110千瓦以上、达到深圳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于“京籍京牌”的规定，北京市交通委解释称，北京“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口无序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首都核心功能的发挥。治理“城市病”首要的就是严控人口规模。

熊思东认为，京沪两地作出这样的规定有其合理性。限定本市户籍可能是考虑网约车出现事故或纠纷，便于追踪管理。限定本市牌照更多的是考虑大量外地牌照的网约车涌入会加剧城市的交通拥堵，使交通更加无序，更加难以管理。而对车辆轴距和排量的限定，则是考虑排量大、轴距长的车辆更加安全、舒适。

持此观点的还有交通运输部深化出租汽车改革首席专家徐康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各地征求意见虽各有特点，但对网约车数量、运营标准等均设有严格的门槛。一些特大型城市发展受到人口、交通、空气的制约，对网约车设定高门槛也可以理解。

但京沪两地的规定也引起了部分政协委员的质疑。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约车是在巡游出租车不能有效满足百姓出行需求的背景下出现的，它推动了出租车市场的改革。政府出台法规的目的是履行职能，促进网约车这个新生行业健康发展，使网约车使用者享受更加安全、舒适的服务；政府制定法规，应体现公平、平等原则，目的是规范竞争而不是减少或消灭竞争。这是制订网约车法规的出发点和基础。

许进认为，网约车实质上也是出租车，所以，应该在出租车管理框架内制订管理法规或规范，这就意味着要求网约车做到的，出租车也要做到，反之亦然。比如营运资质、营运保险、营运性质等等。

而北京的规定要求5座三厢小客车排气量不小于2.0L或1.8T、车辆轴距不小于2700毫米，显然缺乏合理性。由于技术进步和环保要求，现在不少中高档汽车普遍采用1.4T或1.6T排量的发动机。另外，意见稿中对于网约车轴距的要求也过于严格，有失公允。

谈到京沪两地规定，施杰认为，限定本地牌照可以理解，网约车跨区域运营出现纠纷确实不好进行追溯和处理，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共享经济就近、降低能源消耗的基本原则。

但对于限定本地户籍，施杰认为这是社会管理上的倒退，地方政府完全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出发，而未充分考虑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已经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长远发展方向就是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上附加的各种福利。“现在还在通过户籍限制来排斥外来人口，既不符合中央精神，也不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而对于规定网约车排量和轴距，施杰认为，这种规定让跟感觉很奇怪，政府这支“有形的手”显然伸得过长了。网约车是市场孕育的，其发展应遵循市场规律，政府要做的是科学设置许可条件，加强监管，而不是想当然地设置高门槛，任意限制网约车的运营权。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京沪两地规定显然忽视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