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公安部将7个地区列为全国第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源头地并进行了专项整治工作。其中，江西省余干县因 “重金求子诈骗”被列入其中，余干县警方也因此开展了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10月24日 《广州日报》）

余干县石溪村、李家村被称为“重金求子诈骗村”，这在全国其他省份还有不同的变异。或是“猜猜我是谁”的电信诈骗，或是PS淫秽照片敲诈……“诈骗村”的花样迭出，也让其臭名昭著。不过，一些“诈骗村”并非消息闭塞、交通不便而造成“穷山恶水”继而出“刁民”。

互联网宽带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早就直达到“诈骗村”最后一公里，但这却成了诈骗者的新兴工具。甚至，还有过“诈骗村”通信网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美国的金融中心华尔街的传闻。手机虚拟定位、变声软件等需要IT操作功底的广告更是刷到“诈骗村”的角角落落。虽然有些戏谑，但多少验证了“诈骗村”对于网络技术的高度依赖。

同是对网络的高度依赖，“淘宝村”就完成了“互联网+”的产业链模式，但“诈骗村”却把其当成了坑蒙拐骗的工具。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果把这两个差异化的村落镜像进行对比，或许能看到一丝引人深思的地方。

许多“诈骗村”地理条件先天不足，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具备良好的电子商务发展空间。事实上，很多“淘宝村”的物流快递也是后天发展起来。村落的发展，对物流条件是有一定弹性，但非决定性意义。同样，在特色产品供给中，“诈骗村”并非一无是处。譬如，余干县是全国水产畜禽基地和全省渔业十强县、全国商品粮基地县，辖下的“诈骗村”如果走绿色食品的电子商务路径，也能靠山吃山。

都有不错的网络基础，但“诈骗村”没能成为创业致富的“淘宝村”，关键在于部分村民“走出去”之后的人生分叉。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宗族血脉中，村民自发地构成了一个高度交织的社会网络，并且在财富分享这件事上，具有超出城市的大度和渴望。事实上，不管从“淘宝村”还是“诈骗村”走出去的村民，都有衣锦还乡的愿景。他们的出去和回来，必然带着具有个人属性的财富生成模式。互联网给了他们相同的借力点，但结局却云泥之别。

“诈骗村”是畸形的，也是短命的，将其连根拔起还仅仅是开始。农村有着对创业机会和经济福利异乎寻常的渴求，对他们扶持和帮助，乃是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让村民具备时代发展所需的法治意识与鉴别能力，让懂法者成为“一村一品”的带头人，这才是基础之本。（谢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