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西安上学的大学生小张在雁翔路附近一家银行看到的一幕让他动容：一农民工在进入银行前，脱掉鞋子，然后跪在ATM机前操作。农民工说，他的鞋太脏了，会弄脏地面，不想给保安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华商报）

农民工跪地取款，这种极具冲击力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势必会成为众人竞相围观和赋义的对象。这一瞬间定格的诡谲场景，纵有千言万语想必亦难说尽。由此所衍生的情绪中，有一点感动，有一份心酸，更夹杂着一股莫名的忧伤。作为外来者的农民工，似乎总能在不经意间，以不经意的举动，直击我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他们的一举一动，映照着一座城市的人情冷暖；他们的局促不安，呼应了从前所遭遇到的冒犯……“跪地取款”，温暖背后或是寒凉。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印象中“地铁有座不敢坐，农民工缩在车厢一旁”之类的故事，就在不同城市上演过。之于此，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农民工教养高、有公德”，但倘若换个角度来看，这些畏畏缩缩的身影，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呢？身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早已在长久的冷言冷语与白眼相看中变得无比敏感。在很多时候，他们以主动的隐忍和退缩，来换取一份从容自处的安全感。这种后天发育的自我保护意识，乃是无形“驯化”的结果。

在很长时间以来，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然越发趋于静默、隐匿和自持。城市文化中，与生俱来冷漠与排斥，让农民工始终只能是“置身其中的局外人”。空间上的共处，丝毫未能转化为心理上的接近以及情感上的融通。城里人与农民工之间无休无止的相互提防，成为我们这个年代里最大的恶意。而讽刺的是，许多人会因农民工跪地取款之举感动得一塌糊涂，却没有一丝丝反躬自省的自觉：对于农民工群体，城市真的足够友好吗？

生活教会了农民工“自我保护”，却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城市从容自处。不论是地铁不敢坐，还是跪在地上取款，不断自我克制、自我退让的农民工们，总是谨小慎微地一步步妥协着。这其中，既表达了释放善意、换取认同的处世哲学，也体现出其对于城市生活、城市规则的某些误解——比如说，ATM机取款，本质上乃是顾客到商业机构购买服务的过程。这是一种平等的交易关系，消费者理应心安理得地享受服务，而与自己到底是城市人还是农民工无关。

然而，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是，所谓城市人、农民工的身份区分，似乎业已泛化为一种通用的分类标准，其甚至影响到农民工群体公平享受相关公共服务、商业服务的底气。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那么多“不想添麻烦”的农民工好人，并不是一件适合抒情的事情。（蒋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