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盲拐杖

初版《新华字典》发行时，新中国的国民基础教育尚未普及。考虑到当时大多数人文化水平低，《新华字典》还请人教社绘图科专门绘制了300多幅插图，附在正文中，其中以各种动植物居多，比如芭蕉、柏、蝙蝠、狼等，都附有自然、形象、逼真的插图。此外，附录中收录的注音字母表、出版总署1951年9月公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中国历代纪元公元纪年表等，都与今天的《新华字典》类似。其中，《标点符号用法》所用例句均为最新的白话文，或出自政府文件，或出自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文稿。

字典发行后，苏州等一些南方方言地区读者来信反映说，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有的读者甚至要求退书。于是，魏建功、李文生两人参考《康熙字典》，很快赶写了一份《笔形部首检字表》的补充说明，作为小册子随字典赠送，买过书的也可以来领。随后，辞书室又着手编写了新的部首排列本字典，于1954年春完稿，8月出版。

魏至告诉记者，部首排列本字典并非完全照搬《康熙字典》的部首，而是进行了改良。比如，“手”和“扌”、“人”和“亻”、“水”和“氵”等，过去都是一个部首，从1954年《新华字典》开始，才被分开成两个独立的部首。这种“论其形不论其义”的做法，大大方便了无太多文字学知识的初学者，他们只需从直观的偏旁找部首，就能找到要查的字。

就在部首排列本《新华字典》发行不久后，新中国的一系列语文规范化工作也拉开了序幕。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12月，文化部、中国文改委发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2月，中国文改委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为贯彻这些新法规，《新华字典》很快开始了一次全面修订。繁体字改成了最新发布的简化字，汉语拼音还是草案，字典便仍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但同时标注了汉语拼音，并把部首索引附在了正文前后。1956年7月1日，人教社辞书室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此次修订的《新华字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1957年的商务“新1版”《新华字典》。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批准，正式公布实施。《新华字典》也随之改为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顺序排列汉字，于1959年出版了汉语拼音音序本。这时的《新华字典》，已经极其接近我们今天使用的《新华字典》之面貌。

从1953年的初版，到1959年的汉语拼音音序本《新华字典》，都在凡例中明确指出其服务对象是“小学教师、初中学生和（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实际上，它的服务对象远不止此。曹先擢1954年刚刚考上北大时，就喜欢带一本《新华字典》随时随地“补课”，他说，自己在一次次翻字典中认得了不少新字，获益匪浅。

另一方面，由于字典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汉语言的鲜活状态，袖珍的体型又方便携至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新华字典》无异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那时在北京门头沟区干部职工业余学校教语文的王绍才回忆，扫盲时“大约用三周时间学员基本上掌握了注音字母，就让学员每人买一本字典，一般要求是新华字典或小学生字典。告诉他们用新学会的拼音方法去查字典，中国的汉字就都认识了。学员初步学会拼音，一查字典果如老师所说，兴趣非常高，接着进入识字阶段……”当时，扫盲结业考试的标准之一就是“应掌握注音，一般会查字典”。

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与《新华字典》也有一段渊源。出身贫农的她原本不识字，与出自诗书世家的戏剧家吴祖光喜结良缘后，为了识字学文化，字典成了她最爱的书。后来，她不仅脱了盲，甚至还能自己写书，留下了《新凤霞回忆录》等500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解决扫盲运动中常见的回生复盲现象，《新华字典》也功不可没。语言学家吕叔湘在谈到扫盲运动的典型山西万荣县时就说过，万荣县曾有将近三万四千人脱盲，但大多数没能巩固。后来，学员重点掌握汉语拼音，学查字典，这样“就不受识字数量的限制，可以自由阅读政治、文化、科技各方面的注音通俗读物，不怕‘拦路虎’，无需找人问字”。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

1964年，我国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