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的器皿

出土的器皿

在“滇南贝冢”工作

杨杰钻过盗墓贼的盗洞，刚往里爬了几米，就窜出一条蛇来。他冒着冷汗与蛇对视，以最快的速度向后撤退。

“如释重负。”玉溪市文管所所长杨杰如是评价此次的挖掘工作。他是考古队的一员，从事文物考古工作30余年，资历颇深。

1989年，杨杰参加过一次贝丘类遗址的考古工作，遗址在玉溪通海县海东村。那时，贝丘遗址的发掘是个大麻烦，随着深度的增加，探方四周的螺蛳壳如同流沙一般像中间滑落。由于考古队对贝丘遗址的发掘工作了解不足，开了一个20米长、20米宽的大口子，还没发掘至探方的底层，工作人员便被埋在螺蛳壳堆中进退两难。“算是一次不成功的挖掘。”

如果不能将探方周围的地层固定，在探方内的考古人员就有被滑落下来的螺蛳壳活埋的危险。

这一次，杨杰又遇到了贝丘遗址。思前想后，他、朱忠华以及队员们想出一个办法：每发掘成功一块土地，就浇灌玻璃胶来固定，浇灌后再用铁丝网支撑。

这个方法很成功，探方被固定得整整齐齐，毫无滑落迹象。这不仅确保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还为接下来杞麓湖畔的20多处贝丘遗址做了示范，算是一项创举。

工地上，杨杰穿着深灰色的多兜马甲，趿着一双拖鞋，手里把玩着手串。他肚子里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语调抑扬顿挫，说至情节转折处，他还会把话音稍微停顿一下，仿佛说书一般，很能勾起听者的好奇心。

考古工作者整日和地下的神秘东西打交道，故事俯拾皆是。市面上《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畅销书，更让人们多生出几分遐想：那千百年前的古墓里，到底有没有机关暗器，长了绿毛的僵尸？

杨杰钻过盗墓贼的盗洞。只有一人宽的空间，刚往里爬了几米，就窜出一条蛇来。他冒着冷汗与蛇对视，以最快的速度向后撤退，好在，那次全身而退。

“机关暗器什么的从来没遇到过，但也有几分解释不了的事儿。”杨杰仰着头，眼神飘忽，话音里带上了几分神秘色彩。

朱忠华看过《鬼吹灯》，对于其中的情节不置可否。“倒是很佩服作者的文学水平，拿贝丘遗址举例，作者就可能描写成‘滇南贝冢’，这样一来，当然多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书斋与田野

为了避嫌，考古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搞收藏。

与小说的精彩相比，真正的考古发掘工作其实既严谨又枯燥。发掘古迹的过程就像侦探小说中的线索收集。这方面张建军最拿手，他蹲在探方内，工具是一把手铲和一个竹扫帚，寻找着古代的蛛丝马迹。

考古工作者最常用的工具并不是小说中常出现的“洛阳铲”，那把手铲也是朴实无华——棱角分明的菱形边缘，接上一根圆柱形的手柄。张建军拿着手铲，一边挨着土地轻轻地刮，一边仔细观察，从夹杂着土壤的螺蛳壳层里寻找人类活动的痕迹。

一次又一次，重复几百次之后，手铲被泥块土地打磨成了圆润的形状。此时，土地也变成了土坑，也就可以取更深的泥土，坑道深了，取出的样土里可能会有一些陶片、器皿，或是传统上被用来建筑的厚实的夯土。

张建军看样子就像是有耐心的人。头发柔顺地搭在头皮上，眼角向下垂，眼睛圆圆的，嘴角常带笑意。每发现特别之处，眼睛会眯成一条线。他爱看书，虽然野外作业经常在外奔波，但张建军“一半书斋，一半田野”的愿望也能满足。“有工作就去田野调查，没工作就在家里翻翻书。”

在贝丘遗址，他发现了一处“灰坑”。这是古人留下的遗迹之一，用来清倒垃圾的垃圾坑，但在张建军的眼里却是宝藏。灰坑中可能有很多生活物品，比如陶器、炉灶等。

张建军常被人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不是挖到很多值钱的宝贝？”“你挖到文物是不是可以拿回家？”张建军解释，考古工作不单是“挖宝”，更多面对的是那些外表不光鲜，再普通不过的器皿。这些东西的意义，多是为了方便考古工作者还原当时社会的形态以及组织结构。而

且，为了避嫌，考古界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搞收藏。

在兴义村贝丘遗址的这次考察中，张建军与同事在两个探方里，共发现房屋18座、墓葬20座、瓮棺葬4座、灰坑6座、灰堆10座、道路4条、沟2条、护墙1道，出土标本器物1460余件。

发掘出来的器物很多已经破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修复。修复工作像是稀松平常的拼图，将一同出土的物品放在一起，慢慢拼凑。张建军戴着塑胶手套，经常一坐就是一上午。

贝丘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流口器（瓶口呈弧线形的容器）。张建军推测，流口器大多是盛液体，为什么数量这么多，或许与当时此地的人乐于饮酒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