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

1990年生人，程帅帅年少时恰好经历了故乡河南艾滋病感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身边的玩伴，有些父母因卖血感染，而自己在出生时也被殃及。

“最开始很害怕。”程帅帅说，直到他去朋友家玩，看到全家唯一没有被感染的那个孩子也健健康康活着，这才打消了心里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大学时程帅帅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活动，并在后来创办了“艾滋公寓”。公寓就租用了传染病医院附近的民宅，供前来就诊的感染者和家属居住。在那里，程帅帅又遇到了陪父母来看病的儿时玩伴。

程帅帅曾经很骄傲地宣传，“艾滋公寓”是完全免费的，“但我觉得很累。”

他认为“艾滋公寓”里的一些感染者并不珍惜居住的环境，因为觉得这来自于别人的无偿捐赠。他也在改变着曾经认为公益应该是高尚、纯粹的想法，“这个门槛太高不利于发展。”

“降低门槛”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药品转让平台”和海外代购中的费用，但程帅帅仍然坚持着自己行为的公益属性，他将此称为“收费公益”，由慈善对象养活的公益行为。他为自己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著名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但在牵扯到钱财之后，在一些感染者心里，程帅帅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感染者廖凯（化名）曾到过“艾滋公寓”几次，为这个90后小伙子的所作所为感动，直到他发现，程帅帅可能在利用公寓积攒下的感染者人脉收购着国家的免费药物。在廖凯的村子，一些感染者在定期检查中病毒载量不理想，显示并未规律用药。在包装上被写上编号或是回收空药瓶，这样的预防药品流失的举措也被一些感染者拒绝。

廖凯将种种迹象与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联系在一起，“他干的事已经变味了。”

程帅帅没有否认在“借药”和代购中，得到了一些在艾滋公寓结识的感染者的帮助。“但那时我还没想做药这方面的事呢。”

他同样没有否认的，是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收益。据他所说，“药品转让平台”几年下来留存的押金有10万元左右，这部分一定会用于公益事业，只不过还没开始正式实施。“可能是资助医科生，或是在西昌建个艾滋客栈。”

而对于代购费用，他则承认，除去往返路费，剩余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收益。“每个月情况不定，好的时候七八千元。”

杭州的阿月也以非感染者的身份做着相关的公益活动，她同样因程帅帅创办“艾滋公寓”的做法有着不错的观感，并且以女儿名义进行过捐款。

当程帅帅最初改变行为方式时，阿月曾对别人说，程帅帅本性不坏，有耐心、有爱心，只是在偏道上越走越远。她不认可的是，将与感染者涉及钱财的药品往来算作公益的理论。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次阿月在微博上言词激烈地批评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提出了举报。微博系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判定，多数人站在了阿月这边。

程帅帅知道，一些曾经的公益伙伴已经和自己越来越远，他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比从前。有感染者来借药，程帅帅曾要求必须转发“药品转让平台”的话题，但被对方拒绝了。有志愿者和他吃饭，也谢绝把两人合影发到网上。“很多人在避免和我扯上关系，确实有点伤心。”

几年前，程帅帅曾在质疑者的微博上甩下一句“看在曾是艾滋公寓的捐助者才不和你们计较”。他说如今自己已很少理会反对的声音，有时甚至会感谢这些反对的声音，每次论战后，“药品转让平台”的关注度似乎都会提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