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有底，这个圆能不能被接受，但我可以承受失败。我一定要去试，我不想到了不再拍电影的时候，后悔当初有一想法因为胆小而没有去做。”

年近耳顺，冯小刚不再“顺势而为”，做了件出圈的任性事儿——把电影拍成了圆的。

一圈老友劝他不要这么干，他借着酒劲撒泼，“我就想玩一次别人没玩过的”，干了一辈子电影，从来没出过圈儿，这次他想任性一回。

“我承认反对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很失望，所有人的意见无非两条，从经验出发，从习惯出发。如果把可能变成可能，那是99%的人都能做的事儿，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让我有激情去拍摄。”那天凌晨，冯小刚在朋友圈发了这段话，他不想再找一堆理由去说服别人，只想遵从内心。

“所有投资这部电影的人，要么拿着钱躲开，要么和我一起往河里跳，没有中间路可走。”撒完了火，回到卧室，他又心生愧意，为自己的无礼道歉，“国立、中磊、管虎、晓峰、大鹏，谢谢你们的包容，我他妈就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这一天是2015年12月4日，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开拍在即，两年没有拍电影，他对即将开拍的影片充满期待，“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但用圆形画幅来拍，这种史无前例的拍法没有得到朋友的支持。

一年后，这部用圆形和方形画面拍摄的电影，为他赢得了人生第三座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杯——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金贝壳奖，影片女主演范冰冰则获得了最佳女主角银贝壳奖。11月18日，《我不是潘金莲》在中国大陆公映。

不愿回到老路上

《我不是潘金莲》是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冯小刚与他的第四次合作，前三次分别是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手机》和《一九四二》。刘震云对《凤凰周刊》说，“一般的导演不敢改编我的小说，冯导是非凡的导演，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女性上访打官司的事，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生第二胎，和丈夫办了假离婚，没想到半年后老公就和小三跑了，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李雪莲去找前夫理论，前夫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指责李雪莲结婚时不是处女，是个“潘金莲”。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李雪莲踏上了艰难的告状之路。从县里告到市里，一直告到了人民大会堂，而且一告就是20年。她没能把案子翻过来，却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和市长拖下了水，以至于每年两会，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一幕围追堵截李雪莲的大戏。

这是一个辛酸的人间悲剧，也是一个荒诞的政治闹剧。因为题材的现实性，冯小刚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消解敏感，使影片能有一定的间离感，不要让人对号入座，同时，在形式上又能有所创新，不再重复自己。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摄影师罗攀，罗攀是电影《老炮儿》和《烈日灼心》的摄影，之前合作过一次。在冯小刚眼里，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创意的摄影师。两人在江西婺源看景，罗攀提出用圆形构图的设想，他一听觉得有意思，便想尝试一下。于是，把看景的照片全部裁成了圆形，发现效果果然不一样。

“很多原本没有意思的镜头，一下就变得有意思了。”向《凤凰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罗攀还是难掩兴奋。第二天，他们所有的取景都按圆形来构图，“感觉特别棒，我把每张图都往中国画的特质上靠，冯导说，能不能把江南的部分都拍成圆，后来就确定了下来，凡是在江南部分都是圆的。”

放眼世界电影史，圆形的构图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路。它不只是在正常画面上加一个圆形遮罩这么简单，它的构图规律和叙事方式都另有一套系统，而这个过程是需要摸索的。

冯小刚说：“我是用拍处女作的心态来拍这部作品，抛弃所有的经验和习惯，像一个新导演一样重新学习。”每次布景完毕，准备工作就绪，他和罗攀两人都要站在一旁商量，是不是又回到了习惯的老路上，是不是一切太正常了？如果是，就必须推倒重来。

他们在摸索中发现了圆形构图的一些特质，比如，要达到中国风情画的古典意境，需要画面更具有透视效果和平面感，因此，只能用25mm和35mm的镜头，绝对不能用长焦，“长焦会有窥视感，这是要避免的”。

在镜头的移动上，不能摇移，也不能俯仰拍摄，而是镜头跟着人横移，“人动我动，人停我停，刻意不强调镜头的存在，就像展开一幅中国的卷轴画。”罗攀介绍说。再比如用光，进光要平，因为国画没有太大的光影反差，没有日景和夜景的区别，所以只打小灯，小反差，接近人的视觉效果；画面要多留白，能带上天空就一定带上，这也是中国画的特色。

饰演马文彬市长的演员张嘉译，向《凤凰周刊》谈起拍摄的感受，“圆形画面让我很震撼，我遇到一个新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我们能想象人在圆形画面中呈现出来的效果，但拍起来有很大难度。有些时候，冯导要求一场戏用很简洁的镜头把它完成，需要演员整场戏拿下，他对演员的要求很严格。”

逆着潮流再出发

然而，这部戏的突破不止是形式上的，更是题材上的。上一次以民告官为题材的国产电影，可能要追溯到1992年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这部低成本电影，同样获得了包括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内的众多奖项。

冯小刚不想重复前人的路，再去拍一个博同情的农村妇女，而是借用女主人公李雪莲带出一系列的官场人物，反映一个由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期的中国生态。他要用喜剧的方式来讲一桩辛酸的事，他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件悲惨的事，而只是觉得它很荒谬，而这朵荒谬之花又是长在转型期的特殊土壤之上。

这样一个题材无疑是犯忌的，故而难免有所妥协。他在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中曾说，“一部处处需要妥协的影片，即便拍出来，也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但为了让这部片子能顺利出来，还是做了一定的修改。所幸的是，电影局最终同意放行。

冯小刚对此非常感激，对记者谈道，“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担当，要把你‘枪毙’是很容易的事。”

他甚至公开感谢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11月7日晚，他和李安、贾樟柯导演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对谈，他在舞台上称，“这样的电影能够上映，其实电影局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压力。我非常感谢（张）宏森局长，他能够看到作品导演的一片初心，我由衷地说，我非常尊敬他们。现在都说‘勇于担当’，其实这就是一份担当。”

电影审查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不同之处则在于具体尺度和分级标准。冯小刚早年是以贺岁片打响名号的，而之所以走上贺岁片的道路，也“得益于”前面连续三部影片被毙，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商业电影的道路，这才有了后来的“冯氏喜剧”和“冯氏幽默”。

当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凭借文艺片在国际上频获大奖的时候，冯小刚在商业电影的路上不亦乐乎，收获了票房和口碑的同时，却难以获得学院派和影评人的认可。

在《大片时代：冯小刚与华谊兄弟》的作者秋原看来，“野路子”出身的冯小刚，在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很不利的地位。“没有学院派的正经名分，早年经常被当作外人看待；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师承情面和裙带关系，既得不到来自师长和师哥师姐们的照顾，也得不到来自上级的垂青。”

由此可以看出，冯小刚早年的奋斗过程是一段相当坎坷的经历。但他的谦虚、客气、礼貌、周全，让他很快进入了当时影视剧的顶级圈子，并且如鱼得水。

张嘉译跟冯小刚认识多年，问及对冯小刚的印象，他赞赏有加：“他是很直爽的人，爱憎分明，也很仗义，只要是他能顾及到的地方，一定会替你想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人已经很少了。”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饰演法官王公道的演员大鹏，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他对本刊说道，“冯小刚导演是一个很柔软的人，可能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自他的公开发言，以及偶尔说出的一些犀利观点，但其实那反映出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来自于内心的柔软和对事情的敏感。他甚至可以在监视器前，因为我们的一段情感戏而感动流泪。”

近年来，当许多导演都在朝着商业电影的道路狂奔的时候，冯小刚却朝着反方向杀了回去。陆续推出了《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作品。

冯小刚说，“我跟大家走了相反的两条路，大家都在拍文艺片的时候，我在拍商业片，当所有人都在按计算器算钱的时候，我又掉转头来，逆着这个潮流走了回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可能有一种直觉不能太随大流。”

当国产片票房不断刷新纪录，破十亿元票房的影片多次出现，冯小刚似乎不为所动，“现在年轻导演起来都挺猛的，也不缺一个冯小刚，但是在另一条路上缺我。”

他曾自称并不是那种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您也别往那上面架我”。但摄影师罗攀发现其实不然，“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虽然以前拍的是喜剧，但他一点也不搞笑，也不逗乐，他像手术刀一样解剖这个社会，只是不是用批评的方式来揭示丑恶，而是用喜剧的方式指出来。”

冯小刚自己说，“做喜剧的人往往特别纠结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他依然选择用幽默的方式来表现，无论是民族灾难，还是个人不幸，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老炮儿”出圈

凤凰周刊：这是你第四次改编刘震云先生的作品，为什么看中了《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

冯小刚：我跟震云合作了三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我记得《纽约时报》书评栏目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一个美国的“毒舌”文学评论家，他说看了很多写中国苦难的小说，唯独喜欢这一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幽默的方式写绝望和悲观，这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李雪莲的经历放在朝鲜或者美国都不会成立。只有在中国，在几千年的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期，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拧巴的故事。李雪莲从小受人情社会的教育长大，听到的都是“父母官”之类的话，但“父母官”的说法不是法治社会的，而是人情社会的。所以，李雪莲告状要找当官的，他认为当官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直到出现一位中央领导向着她，为她拍了桌子，但那也不是用法治社会的方式在干预。

凤凰周刊：这部片子和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都是讲一个女性上访的故事，两者有什么不同？

冯小刚：《秋菊打官司》的作者是希望秋菊能博到同情，而这恰是我们忌讳的。我跟范冰冰说，我不鼓励你增加一些细节，来让观众更同情你。刘震云是想通过李雪莲引出一系列人物，反映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过渡期中国的社会生态，她和《秋菊打官司》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想拍一个受了冤屈的女性博同情的故事，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再去重复，没有意思。

凤凰周刊：你在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发表获奖感言时说，自己拍了很多年电影，积累了很多经验，但这些经验和习惯会变成枷锁束缚进步和想象力，这一次是抛弃以往的经验，把它当“处女作”来拍。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的变化？

冯小刚：本身这部小说非常有价值，是一部比较尖锐地反映现实的作品。那么，怎么样让大家不去对号入座，我们希望找到一种方式，能让电影和现实有一定的间离效果，所以想到用一个圆的形式来拍，使它更像是一个“画”中的故事，圆也使整个画面更加有中国的古典意韵。当这么想的时候，就发现过去的经验会把你不断往回拉，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很多东西已经深入骨髓，要跟它决裂是很难的。

2016年9月18日，西班牙第64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冯小刚、范冰冰、王中磊海边合影。

这套圆形的画面有它自身的规律和语法，之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要像新导演一样去摸索，所以我说像是拍处女作。

凤凰周刊：建立一套圆形的画面系统，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冯小刚：这是一套全新的系统，并不是拍完后用一个圆罩上去就行了。这个圆要符合它的构图规律，比如，圆里头很少有人物的特写，大部分时候都有两三个人；圆形画面比较适合拍得松一点，场景一半留给天空，不能有局部特写，如果镜头景别给得特别满，就夸张在这个圆的边界里头；还有群众演员如果横向出入太多，从左至右滑过画面，会增加圆形画面给人的不适感，所以所有群众演员的调度都是纵深的调度。

其实，我直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有底，这个圆能不能被接受，但我可以承受失败，我一定要试，我不想到了不再拍电影的时候，后悔当初有一想法因为胆小没去做。

一辈子没有出过圈儿，快六十了，老想做点出圈儿的事，就很任性地玩了这么一次。其实在想拍这个圆的时候，不是从道理出发的，而是觉得它太有意思了，不走寻常路，能激发我的热情。我们给了观众一个好故事，希望观众能给导演一次任性的权利。其实，能满足导演的这种任性，中国电影会更好看。

凤凰周刊：发生在李雪莲故乡的场景都是圆形画面，而发生在北京的部分是用方形画面，这个用意是什么？

冯小刚：因为北京是一个讲规则和权利的地方，所以它是方的。刘震云的小说，一方面特别写实，让人觉得他写的都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说的话也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话，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特别荒谬，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如果用最写实的方法，就是流行的肩扛式摄影，跟着人物不受拘束地在人流里走，这种方式不太能把故事的荒谬感拍出来。圆里面的内容，包括故事和台词都非常实，但这个圆又使得故事变得有些荒诞。圆形的是传统的人情社会，而方形的是现代的法治社会，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方圆之间。

我对电影有特殊感情

凤凰周刊：某种程度上，你还是用了自己擅长的喜剧方式来讲一件不幸或悲惨的事情。

冯小刚：悲惨倒也谈不上，刘震云的小说没让我感觉到悲惨，我觉得很幽默和荒谬，这种幽默和荒谬又是从我们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它不是捏出来的一朵塑料花。刘震云的幽默打动了我，我也应该把它拍得幽默一点。

《我不是潘金莲》剧照。

拍正剧的人很多，拍喜剧的人不多，或者说拍喜剧能被大家认可的不多。做喜剧非常难，做喜剧的人往往特别纠结和痛苦，是受折磨的。但确实做喜剧的人内心有幽默感，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就是他很幽默，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凤凰周刊：你做了二十余年导演，拍摄的题材非常广泛，有喜剧片、战争片、古装片、灾难片、伦理片、跨国文化片，等等，你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拍摄题材的？

冯小刚：有的是本身有小说，像《一地鸡毛》《甲方乙方》《一九四二》，我觉得小说很好，就把它拍成影片；有的是有一些好玩的想法，像《大腕》《手机》，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被广告和手机包围，大家心里、眼里都有这些东西，但是作家的笔下没有，这些想起来会很好玩，所以拍了一些；还有一些是话题性特别强的，比如《我不是潘金莲》，它上映以后肯定会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话题，你如果不去看，就参与不了这种讨论。

凤凰周刊：你最开始编剧和导演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都非常火，为什么会从电视剧转到电影的轨道上来？

冯小刚：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电视剧的，电视剧是后来出现的，伴随着我们长大的是电影，我对电影有一种特殊情感，所以非常想拍电影。电影的制作时间比电视剧要长，但是篇幅更短，30集电视剧差不多是10部电影的长度，但是1集电视剧的制作时间可能比1/10部电影还要短，所以电视剧不可能有好的制作。

我经常说，电影像是一次晚宴，是一场两个小时的party，要给人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而电视剧像是搬了一个铺盖卷住到你们家去，今天你记不住我，我天天在你们家，不信你一个月之后还记不住我，所以不太一样。

凤凰周刊：这个转换轨道的过程也不是特别困难？

冯小刚：那时候电影特别不景气，电影抓不住观众，拍电影的人都跑去拍电视剧了。电影厂只要谁愿意来拍，带上钱就行。我参与的几部电视剧，收视率都比较高，对我们来说，把观众吸引过来看你讲故事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所以觉得拍电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那时候就在脑子里想，我是拍电视剧的，要怎么样把电影拍得更像电影。就去看一些国外的故事片，模仿着拍。进入电影之后，发现确实带动了一批电视剧观众来看电影，又让大家对电影有了兴趣。

凤凰周刊：当时主要是模仿哪些片子？

冯小刚：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模仿对象，就是看了很多外国片，去摸索应该怎样拍。但其实评判一个新导演，最重要的并不是看他能否把电影拍得多么流畅，镜头多么娴熟，而是要看他看待问题和生活的角度，是否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留下印象，让我们记住，觉得他是一个有想法的导演。所有技术层面的问题，在日后的拍摄过程中都可以慢慢解决，但如果没有想法，我们就很难判断他的潜力。

反感一切假的东西

凤凰周刊：你在回忆录《我把青春献给你》中说，“我是非常害怕和过于执着的女性打交道的，那样很容易把我比得无地自容。”但你这次塑造的李雪莲就是一个特别执着的女性形象，你心里会不会有所矛盾？

冯小刚：李雪莲不是我，所以不存在矛盾与否，但我还是觉得这个人物非常有意思。其实，我在书里说的很多话，带着某种调侃，未必是我的本意，我是期望写出来的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特别自恋。这和很多写字的人不一样，你看很多女作家其实长得特别难看，但她们小说里面用第一人称写，让人感觉她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人。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对自我标榜是有羞愧的，觉得是件寒碜的事。

凤凰周刊：所以，当你遇到王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话语方式很对自己的口味，那种对假崇高、假正经的讽刺和反感是特别容易进入的？

冯小刚：是的，我们并不反感真崇高，而是反感假崇高，反感一切假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一定是有力量的。有时候，确实是有真实的崇高感，但从创作上来说，过于崇拜一个人，并不是特别可取的事，创作者应该更多地在脑子里留一些问号。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生活中99%的人是没有那么崇高的，过于崇高就会显得有点扁平，一个人物可爱，就是因为他既有无私的一面，也有自私的一面，才会显得生动可信。

当然，我们也确实见到过一些舍己为人的人，那他就是崇高的，但那不具有普遍性。拍电影的核心是拍人，人在故事之上，但即便你是喜欢他的，也要敢于暴露其丑陋的一面，敢于暴露他，实际上是对他最大的包容，他才可能成为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

凤凰周刊：在你早期的喜剧作品中，有很多对假崇高的讽刺和调侃，比如《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他们刚从文革走出来，身上还带有一些自认崇高的东西，但明显与时代不协调。

冯小刚：没错，那代人有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就是口是心非。很多时候，他们自己说的话，自己都不相信，那怎么可能让别人相信呢？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会去想，这个话会不会被人耻笑，即便别人嘴上不说，但心里会不会说呢，要在脑子里过这么一下。

过去的文艺作品太虚假，我们说了一些真话，调侃了一下虚假，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热烈的掌声，这是时代帮了我们。

做“顺心而为”的电影

凤凰周刊：听说你的下一部作品打算拍部队文工团的生活，是和你自己的经历有关的故事吗？

冯小刚：是的，我十八九岁进入部队文工团，在里面待了8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一直想拍一部和青春经历有关的电影。很多导演可能在第一部作品就把自己的青春故事拍了，或者后来都拍过，但我一直没有拍，这在我心里发酵了很多年。

有一次遇到作家严歌苓，她原来在成都军区后勤部的文工团里头，是一个军级单位的文工团，我们一聊，一拍即合。她说可以写一个小说，名字叫《芳华》。拍完《我不是潘金莲》之后，我在想接下来拍什么，犹豫了几个剧本，这时候严歌苓把这个小说写完了，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一直想拍的一个电影，所以就下决心接下来拍这个电影，又约了她写剧本，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心结吧。

连续拍了多年电影，有些电影是我自己想拍的，比如《一声叹息》《天下无贼》《集结号》《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其他的很多电影可能是因为权宜之计拍的，这些电影不管经历了多少坎坷，都陆陆续续呈现在大银幕上和观众见面了。到了现在的年纪，我不认为我还能拍很多电影，我就是再勤奋再努力，恐怕也就是六七部电影吧，所以不能再浪费时间。有一句话叫做顺势而为，好多人劝我，市场这么好，观众喜欢什么东西就顺势而为。我现在想的是要顺心而为，90%的人都在顺势而为，不缺我这么一个。

凤凰周刊：《我不是潘金莲》是顺心而为的作品，但因为题材的敏感性，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妥协吧？

冯小刚：我想媒体对中国电影的处境是了解的，在这时候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帮助。审查部门放行这部电影，包括《一九四二》，他们承担了很大风险，可能很多人会对审查有微词，但是我回头细想，像《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能过审，说明审查部门是有担当的，如果没有担当，要把你“枪毙”是很容易的事，是零风险的。让你上，但同时又不能捅了大娄子，就必然要求做一定的修改，事情要做好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我们中国人说“中庸之道”，觉得它是一个消极的词，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积极的词，它是一个能把事情做成的方式，没有人是可以让别人全部妥协，自己不做妥协的。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也注意多往喜剧上靠。其实，导演要说的话是通过电影去呈现的，在电影之外滔滔不绝地阐释，是影评人该做的事，而不是导演该做的。

电影呈现给大家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由导演的争辩或注解，来改变大家对它的印象，说多了往往还适得其反。我其实不太喜欢看一个导演去说自己的电影，那是把我们都当傻子了吗？我们看不出好坏吗？但是，导演往往又被宣传这件事绑架，不得不说，尤其像这类题材的影片又要顾左右而言他，读起来也没有太大营养价值，这是我很矛盾的地方。拒绝采访有违职业道德，接受采访又谈不深入。

凤凰周刊：所以，前段时间你在第一届中国电影投资高峰论坛上批评太多的电影路演是劳民伤财。但现在电影的宣传费用已经和制作费用打平，宣传不到位很难有好的票房。

冯小刚：我觉得路演是一种很陈旧的方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在朋友圈上发个东西马上都能传遍网络，还以一座城市、一家电影院的方式跑，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如果带着两个明星宣传，他们的化妆、助理团队加起来就有十来人，再加上导演和宣传部门，浩浩荡荡去到那里，跑到电影院，有时候厅里才坐50个人，我觉得得不偿失。

如果把这一趟的飞机票、住宿、接待费用，去做一些电视台里的节目宣传，或者在网上宣传，可能达到的传播效果，要远大于跑一座城市电影院。还有，我们在宣传过程中很疲劳，做一些无用功，比如我们面对媒体，把创作人的想法谈了，以今天互联网的效率，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能马上知道。到一座城市，开一场发布会，来一批记者，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不可能说出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所以它是一个浪费，对大家时间的浪费，也是对我们自己时间的浪费。宣传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应该找到应对这个时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凤凰周刊：你说这是一次任性的作品，你的得失心还有那么重吗？

冯小刚：不能说完全没有，说没有那一定是假话。我觉得这和年龄、经历有关系，得失心肯定不像过去那么重，但是不会没有，如果电影拍完了，所有人都在骂你，心里肯定还是不痛快，只是可能不痛快的程度轻一点。如果大家都说好，也不会像过去那么忘乎所以。

凤凰周刊：能够对结果看得更淡一点了？

冯小刚：“稍微”淡一点，可以这么想：好或不好又能怎么着？关键是来自内心对作品的评价，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错的，或者说是有点心虚的，甚至是有很大不足的，这个才是重要的。所谓“自知之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