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提升话语权持积极态度。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辩证的。从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要有一个过程，软实力本身的积淀也有一个过程，而且软实力的重大转换还需要历史的契机。比如，美国在经济总量上19世纪就超过了英国和西欧国家，但美国是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才全面取而代之形成话语强权的。我们需要正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一时还不相称这种客观现象，认识到其中的历史规律，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中国的话语权现状。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国家实力与话语权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我们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提升话语权，以尽量缩短这个时间差，让话语权与国家实力之间尽快地、紧密地衔接起来。那种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就会自然随之增强的观点，是消极的和无所作为的。从这个角度看，话语权上的自觉，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常紧要的。

提升话语权要把握好“度”。话语权受到国家实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个国家提升话语权时，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把必要性当作可行性、现实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并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如何提升话语权需要在策略上审慎考虑。如果目标过高，要求过急，措施生硬，不仅难以达到，而且树大招风，会带来更大的阻力。

话语权的特色融通

话语权必须重视“话语”。话语总是带有民族性的。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强调文艺、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民族特色，当今最主流的表达就是“中国特色”。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上的“中国特色”，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提升话语权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话语的民族性不能没有，但民族性不等于国际性。话语要为国际所认可，就不能总是自说自话、自弹自唱。增强中国特色话语的国际融通，一方面要通过对世界上的主流话语加以借鉴改造，即话语上的“借船出海”。中国的发展没有也不能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对于人类文明共识的东西，我们另起炉灶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主流话语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诸如依法治国、和平发展、生态文明、民族复兴等，既深植于中国现实，又具有很强的融通性。这些话语不仅中国能用，国际上也能通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能在国际上大力宣传中国梦，也得益于话语上的革新。

提升话语权必须回应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有深刻的见解，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有科学的前瞻，是话语权的基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弄潮儿当向涛头立！世界问题的中国方案才是最关键的。如果只关注一些独特的、边缘性的问题，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有主流话语权。

话语权的辩证尺度

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究竟是融通多一些好，还是特色多一些好，要看不同的具体情况。从理论本身发展来说，理论初创之时，要强调自身的特色，提出一些标志性的理念以树立旗帜，区别于其他的理论。尤其是一些核心的概念，往往具有独特性、专有性。就国家发展来说，理念的构建要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在“穷”的时候，即处于弱势的时候、守势的时候，需要防火墙与外界做一定的隔离以保护自己，这个时候多强调一些特色，有利于内部的自信与意识形态的安全。而在“达”的时候，即处于强势的时候、攻势的时候，则与外界的篱笆越少越好，这个时候要多一些融通，多一些共性，只有这样才更能够影响人，更能够说服人。

因此，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话语的特色与融通所采取的态度会有所不同。世界上强势的、攻势的国家，往往渲染普世性；而弱势的、守势的国家，总是强调特殊性。这些背后有深刻的实力评估和利益考量，而不仅仅是理念本身的问题，对此要心中有数，留有余地，不能搞绝对化。

目前的世界格局，在总体上还是“资强社弱”、“西强东弱”、“美强中弱”，因此中国在战略上还要继续强调中国特色，以便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有更大的周旋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并且还在继续增加这种实力。我们也要“走出去”，更多地影响世界。在这个时候，中国要未雨绸缪，不断增强理论的融通性。

（作者：陶文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