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阔制作的鸡年年画

张阔的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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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起失传几十年的手艺

纯正的木版年画，其实已经从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几十年了，只是大家并不觉得，小一辈儿更是连这玩意儿是什么都不知道。据清乾隆、光绪年间的文献记载，贴门神和喜庆年画是北京年俗的主要特点。早年间北京过年时，大街上临时搭建的画棚里售卖年画和纸马（原为祭祀物品，后代指木版年画）。杨柳青年画因为受到宫廷的垂青，后来挺进北京市场，曾经盛行一时，被称作“卫画”。

北京的木版年画自成一派，出名的手艺人最早有崇文门外的“顺和王家”、东四北边的“纸马汪家”，都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且汪家居住的街道叫“汪纸马胡同”，后来改称汪芝麻胡同。

此外，北京还出现过一种称为“京百份”的年画。它装在一个纸袋子里，相当于一本画册，里面专门刻画了五行八作的祖师爷像，供从业者膜拜，约有百余张。单张的也有，如“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等，现在连影像资料都已经难寻了。

张阔告诉我，北京的木版年画不像其他地方的年画乡土气息那么重，“画面力求精细，更符合城市居民的审美特点，有的甚至用到金色，带有皇家气息。”这种独特气质是别的年画不具备的。

到了上世纪50年代，老北京人过年贴年画的习俗仍在，但是题材发生了变化，增加了表现生产劳动、新人新事新风貌的内容，给人以欣欣向荣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那时候，在大多数老百姓的心里，年画就是年的象征，不贴年画就不算过年。

张阔记得自己小时候过年，只见过春联，没见过年画，他第一次听说木版年画，是在十几岁和隔壁大爷学木工活的时候。从初中时他就对木匠活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天缠着隔壁大爷教他怎么刨木板、做桌子椅子。大爷年轻时是个木匠，也做过年画，闲聊时总提到以前帮着纸马店做年画木版的琐事。张阔听得津津有味，年画就这样在一个少年心里扎下了根儿，可真正发芽开花，却是20多年后的事了。

那是2003年，人到中年的张阔早已经放下了曾经喜欢的木匠活儿，做了饭馆老板，每天忙于生计。一次出门旅游时偶然看到外地的年画，少年记忆忽然被触动，听到有人说，北京没有年画，他有点不平，站出来说：“北京怎么没有年画呀？”可是人家问，北京的年画在哪儿呢？他无言以对。

张阔觉得似乎自己有了个心事，他去找以前教自己木匠活的邻居师傅，师傅说：“人家说北京没有年画也对，因为已经几十年没有人做啦。”听见这话，张阔说当时忽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之感，又像是禅宗里的顿悟，那一刻，他想：“没人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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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磨三年刻出第一块版

从下决心做，到真正做出第一块版，张阔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张阔本来觉得这事儿不难，他自己有木匠活儿的底子，会雕刻，还练过多年的书法，可一上手才知道不容易，首先是年画的图像资料已经很难找到了。“那一阵子我没事儿就往首图、国图跑，翻书找资料，后来还真让我找着了，王树村先生是研究年画的专家，一生致力于保护年画，我从他的书里找到了仅存的北京传统的木版年画图样。”

按照早年师傅做年画的经验，制作木版年画分成四个步骤：找图、印版、刻版、印制。设计好了年画图案这才是第一步，然后就是刨制木板准备印版。木材一般选择梨木，“梨木坚硬且纹理细腻，纤维比较短，不会掉木丝。最好是长年的老木头，木性稳定，就跟人一样，没脾气了，就不会变形。”张阔把木板用刨子刨平，再用砂纸打磨干净，把式样反粘在木块上，用墨线印版，然后就可以开始年画制作的最关键一步——刻版。

张阔第一次刻版，就挑了线条繁复、胡须茂盛、衣带飘逸的钟馗，难度可想而知，他想挑战一下自己的技术，他想的是：“如果这么复杂的钟馗我都能刻得了，还有什么能难倒我呢？”前后刻了一个多月，终于完工了，他欣喜若狂，印的时候却傻眼了，刻的太浅，根本印不上。于是返工，再返工，刻到第三版，才终于成了，这时候，已经是2006年了。

琢磨了这几年，张阔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年画了，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饭馆交给别人去打理，宁肯少挣钱，他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恢复北京木版年画这件事上。“说到底还是喜欢。我一直对书法绘画、诗词文学这些传统文化特别感兴趣，开饭馆的时候，整天应酬喝酒，觉得说出来的诗都带着鱼香肉丝味儿。”他无奈地笑笑，遇上年画，也算是生命中的缘分，让他下决心换一个活法。

年画如今作为商品已经少有人问津，做年画不但挣不到钱还花费不少，刻版要用梨木，纸张要用熟宣。“虽说没到倾家荡产那个地步，也把多年积蓄花得差不多了，可是从没后悔过，什么都挡不住一个喜欢。”张阔一心扑在年画上，10年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