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

出狱后的夜晚对孙宝东来说形同白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一闭眼，狱中的生活就一幕幕闪现。

到看守所后，孙宝东心里难受了大半年。

一在电视里看到小孩的身影，孙宝东就会想起8岁的儿子，他干脆躲开不看。每到傍晚集体看电视时，他就借口上厕所偷着抹泪，“在里面流泪被人看见就等于软弱”。

接到起诉书后没多久，小学没读完的孙宝东就开始在看守所里自己琢磨。

当时每周有半天的学习时间，休息区有五六本法律类书籍，孙宝东反复地翻。

他有5本写满字的笔记本。每个本子上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类法条：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结合检察院的起诉书，孙宝东但凡看到和自己相关的法条，就逐字抄下来。

他专门留意法制类电视节目和法制报刊。看到和自己相似的案件，就仔细研究对方被如何判刑。

可抄了、背了那么法条，2011年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孙宝东一点儿也没用上。听到哥哥孙宝国“死刑”、自己“无期徒刑”的判决，他有些绝望。

一审庭审的笔录，孙宝东连续5次拒绝签名：“不是我做的事，我为啥要签！”

因为对一审结果不服，孙宝东等人坚持上诉至吉林省高院。2013年9月，吉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依然认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等罪名成立，孙宝国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孙宝东由“无期”改判为“有期徒刑19年”。

量刑的变化对孙宝东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他觉得：“这个事本身就是错的，假的。惩罚变了，错的性质也没变。”

2013年11月5日，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铁雁详细了解情况后，决定代理此案。“这案子明显错了，他们根本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证据也有严重问题。”

20分钟的会面中，张铁雁鼓励孙宝东继续申诉。孙宝东有些犹豫：坚持申诉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减刑会更困难。

“你这个案子肯定是错的，一定要坚持申诉。只要最高法没判你有罪，我们就还有希望。”张铁雁的这句话给了他信心。

刚进监狱时，孙宝东觉得自己被冤，并不想接受改造。决定申诉后，他既不服，又怕“万一申诉失败减刑变得更难”。于是一边反复告诉妻子要坚持帮自己翻案，一边开始在狱中拼命地参加劳动改造挣分。

早上5点起床，6点多开始工作，孙宝东每月的劳动改造分数都在监狱名列前茅。

本子上一笔笔记着每月中旬公布的改造分数，孙宝东在狱中的日子一天天数着过。出狱前，他用挣到的314.5分减了11个月刑期。

孙宝东无意间露出了在劳动改造中意外受伤弄断的手指，他苦笑：“不知道咋熬过来的。”

转折

几年中，孙宝东的儿子从小学二年级升到了高中二年级，鞋从34码变成42码。而他对儿子的记忆却一直停留在儿子8岁时的模样。

孙宝民和妻子陶立新都因“涉黑”被抓，留下女儿和儿子独自生活。

2014年年初，多名被告人家属向吉林省高院提出申诉，孙宝民和孙宝国的家属随即收到了驳回申诉的答复。半年过去了，吉林省高院却迟迟未给孙宝东答复。

2014年10月，吉林省高院正式驳回孙宝东的申诉。

2015年1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省沈阳市揭牌成立。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成立不到4个月，妻子郑可新等家属便向它提出了申诉。

好消息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