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从文化使命看。中华文化具有两个着力点，其一是注重道德教化。通过经史子集的传习教化，建立政治、社会、伦理秩序，同时启发个体向上向善的精神追求，注重修身修为。其二是看重历史镜鉴。重视反思，以古鉴今，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华文化的叙事方式，通常是运用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以事论理，启迪后辈。

五是从文化环境看。连西方政治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成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族就与周边族群以政治和文化认同为纽带，融合在一起。到秦汉时代，中国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欧洲到近现代才真正形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时间要比中国晚很多。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保障了中华文化的独立起源、自成体系和延绵不绝。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两千多年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也累积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深沉厚重。文化自信的担当

我们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不是要在苦难历史的回望中找到精神慰藉，也不是要在今天辉煌成就的展示中彰显自尊，而是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具有新的更大的文化担当。

我们要始终坚守文化价值取向，始终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保持文化的民族特性与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担当；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有担当；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

要在加强文化建设和推动文化创新上有担当。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必然会包含文化的创新，经济社会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我们要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致力于文化建设，不断推动文化创新。比如，如何将当代中华民族的信仰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追求；比如，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为行；比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构筑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承担的文化使命。

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有担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既要有坚定的自信，同时要用更多的功力，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我们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在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上下功夫，在运用时代语言和方式进行传习教化上下功夫，在“古为今用”、为时代需要提供滋养上下功夫，在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实现中华文化新辉煌上下功夫。

要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有担当。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气度，具有很强的吸附、整合、更化能力。面对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在不同文明互鉴中有更多的担当。在开放交流中保持和增加我们的文化优势，是历史担当；在开放交流中发现和直面我们的不足，也是历史担当。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内容，进行过深刻反思。就是同时期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看到了“西人所长吾人所短”。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原则，积极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交流，认真进行不同文明的比较研究，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除此之外，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规则秩序制定和改革中的影响，扩大中华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作用，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这些同样是我们需要肩负的历史担当。

要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担当。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在高度物质文明的背景下，可以为人们的精神净化提供帮助，而这种帮助又不是宗教的。近年来，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研究中国发展奥秘时，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甚至寄希望于中华文化医治“西方病”。实际上中华文化具有内敛型特质。即令在历史上中国强盛的时候，也没有居高临下地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没有“传教士”到别的国家去传授儒学或汉学。西方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完全在于中华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和魅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深刻地认识到，13亿多人口的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和平发展，这本身便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这将真实地展示中华文化的道义高度和巨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此我们要有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