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性侵害，郝静较真得让人尴尬。她一字一句地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因为遭遇过性侵，所以对很多案件感同身受，而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在童年最黑暗的岁月，郝静的母亲将所有爱倾注给了小她一岁的弟弟。很多夜晚，小郝静蜷缩在炕头，回忆着白天令人惊恐的细节，彻夜难眠，母亲则拥抱着弟弟，安睡在炕的另一头。她想告诉母亲自己的遭遇，可又觉得不会被当回事，甚至挨揍的可能是自己。

无数次纠结后，她脑海里只剩两个问题：我是不是多余的？我是不是该去死？

如今，郝静在很多时候会把要死要活的劲儿投到“女童保护”的课上，以淡忘过去的不愉快。“女童保护”的负责人孙雪梅记得，刚开始听郝静的课，有点心疼，甚至觉得她在和自己较劲。快乐是强颜欢笑，可她又努力把课堂气氛整得活跃，甚至会紧张到忘词。

她不肯错过任何细节：农村的一些孩子，沉默，胆怯，看到陌生人的目光，第一反应是躲闪。看到他们，郝静就心颤，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为照顾这些孩子，郝静给自己定下规则：必须提问到每一个孩子，多用目光去鼓励那些孤僻的、坐在角落里的娃娃。

用她自己的话说，每节课都要用十二分的努力去观察每一个孩子，再拼命调动课堂气氛。课讲完，累到恨不得瘫在椅子上，“哪怕领导来慰问，都懒得多说一句话。”

一天给某小学上完示范课，有孩子给郝静发短信：“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才上五年级，可已经发生过性关系了。”

郝静慌忙回电话，手机关机，后来，又收到短信。郝静特别严肃地找到学校的校长，希望能帮忙排查。可对方笑着答应，没有下文，郝静着急难受得不行。

因为“较真”，她还被某县政府工作人员写成新闻：“老师那种言辞犀利的表述和‘低情商’的指责让优秀教师们感到汗颜，甚至很伤自尊，她的每一句评价都时时考验着学员的‘抗打击’能力。”

可新闻的最后也承认，“以往缺少了这种较真的教学态度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教研活动丢了灵魂。充满激情的崭新风格，为打造高素质团队奠定了基础”。

“每上一节课，就可能有孩子因此免遭厄运，这是闹着玩的吗？”郝静说。

在东北的一座县城里讲示范课，郝静没讲一半，教育局的领导起身，走了；她倒也不在乎，正常上课，还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了孩子们。

晚上聚餐，当地一位领导不客气，直接对郝静说，讲课“没啥用”，发生性侵案件的几率太小，“哪能遍地都是流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