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郝静眼里，这逻辑幼稚得可笑，坏人又不会把特征写在脸上。曾经性侵她的邻居叔叔就是社区里公认的“好男人”，不喝酒，不骂人，经常从菜市场提点菜回家做饭，见谁脸上都挂着笑。

这个男人可怕的阴暗面只在单独面对郝静时展现。在被性侵的那3年里，郝静放学后为了躲避他，趴过自家菜园子，也躲进过玉米地和小树林。可叔叔经常能找到她，面带微笑地把她带回屋子里，或者就在外面施暴。平日出现在郝静父母面前，这个男人又是很自然的模样。

反转也很快发生在当晚的饭局上。领导高谈阔论的间隙，郝静的手机响了，白天上课的一名小女孩打来电话，“老师，我的舅舅总喜欢摸我怎么办啊？”紧接而来的是第二、第三个电话，“我爸爸喜欢看我换衣服可以吗？”“我都这么大了，爸爸还摸我的隐私部位。”郝静一边回答着问题，一边瞪着身旁的领导。

知道电话的内容，领导擦擦汗，清了清嗓子，对郝静说，“咱们准备一个周，然后全县推广这门课。”

做了3年女童保护，郝静对自我的芥蒂已经消磨了很多：找到了真心相爱的人并结婚，能拉手、亲昵，相拥入睡了。但直到去年年底，冲突还是会在两人间频繁爆发：郝静会时不时突然陷入对丈夫的怀疑，如果对方恰好没接到电话或短信，她就会陷入绝望，觉得已经遭到背叛。丈夫偶尔买了水果、花，郝静会惶恐，第一反应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今年2月16日，她转发了一条“那些被性侵的女孩，最后都怎么样了？”的文章，配的评论是，“恐怕很难走出阴影”。

对于儿童性侵害，毫无疑问，预防是最好的办法。像郝静这样的受害者，“即使极度幸运能走出来”，两种力量的搏斗也仍旧久远地蔓延在血液里。

与记者见面那天，当记者主动为她拉开咖啡厅的门时，郝静迟疑了很久，然后侧着身，缩起来，飞快闪了过去。

她说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喜欢走在人群最后。当有男人在自己身后时，“整颗心都会缩起来”，总怕对方会像当年邻居的叔叔一样，突然从背后抱住自己。这个习惯已经改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