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最高法新出台的补充规定，代理律师紧急向法庭提交了补充代理意见。补充代理意见中，律师表示，在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即将办理离婚登记时间段内，刘强无偿代群英公司承担债务，极不合常理。另外，庭审中，包括刘强、群英公司等均未到庭。而《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明确，在审理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案件中，原则上应当传唤夫妻双方以及债权人本人到庭；需要证人出庭作证的，除法定事由外，应当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补充代理意见中，代理律师认为，补充规定和通知均生效于本案判决之前，对本案具有拘束力，依法应当予以适用。

未受益

法院判决女方无需担责

今年3月，武侯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明确，刘强以个人名义从群英公司处受让债务，其并未实际获得借款，没有证据证明林妃、刘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刘强受让债务而获益，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强受让债务为刘强、林妃共同意思表示，故该债务不属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同样是武侯法院，去年也有一起受让之债引发的诉讼。2012年、2013年期间，胡华一共向李果借款100余万。此后，胡华、李果、胡天三人签署协议，因胡华无力偿还，前述债务转由胡天承接，胡华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在胡天未能清偿后，李果将胡华、胡天以及胡天之妻王云一起作为共同被告，要求三人共同偿还。（2016）川0107民初4877号判决书显示，因债务发生在王云、胡天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王云需共同清偿。

罗莎律师表示，将两起案件进行比较或意味着，自最高法出台补充规定和通知后，夫妻共债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了一定变化。“开始审查实质上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这是通知和补充规定出台以后带来的重要变化。”

不过，罗莎也表示，此案和一般的夫妻共债差异之处在于，这是无偿承受债务，“解读《婚姻法》41条以及最高法出台的补充规定和通知，立法原意和最高法意见其实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夫妻共债是以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基础。受让之债，相对而言更容易证明该笔债务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于非受让之债，要求当事人对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加以证明，难度是非常大的。”（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