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

考量到这个政治逻辑，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过政府权力分散的方法实现城市的分散化，即优质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在传统社会，把所有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资源高度稀缺的表现，也是为了各种方便，例如沟通、干部管理的方便等等。

但是，现在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方面的突飞猛进，很多方面的“不方便”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资源也不那么稀缺了。实际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设计城市化，来缓解和医治日益严峻的城市病。

同样的方法可以扩展到其他几个一线城市，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超大城市也面临和北京差不多的问题。要解决问题，这些大城市的功能必须分散化；如果继续扩大，最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强调市场机制能够在资源分配方面起主导作用，多年来改革的努力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的。

客观地说，在中国具有的数千年文化传统中，资源受市场的影响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应当有一种全新的思路来创造条件，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那就是行政权力功能的分散化，这可以导向几个积极的结果：

首先就是这里所讨论的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旧模式的城市化已经难以为继，而城市化仍然需要继续，那么，就要寻找新的模式。

其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的前提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目前的行政权力格局已经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阻力，改革行政权力的配置可以释放巨大的生产力。

其三，政治社会安全。超大城市模式已经演变成政治社会安全问题。城市不仅仅是居住空间问题，城市的核心更是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人们肯定会变得不满。现行城市规模已经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例如医疗教育等改革）构成了有效的制约。通过强化行政权力的集中来提高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当前的大城市而言已经失效，通过行政权力的分散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

其四，社会公平。优质公共服务在地理意义上的分散，可以带来社会公平的效果。在现在的体制下，离中心城市越近，所能享受的优质公共服务就越多，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获得公共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雄安新区的建设可以说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